乾嘉学派几乎与清朝相始终，罗素将之比为文艺复兴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
明代有知识分子如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在《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中，直接批判帝王的专制礼教的害人，最终被以“敢倡乱道惑世污民”杀害狱中。清朝初期，民主启蒙思想汹涌澎湃，出现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从不同角度批判封建制度，如王夫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改革措施，指出企图依靠封建统治者来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行不通。顾炎武则号“召天下人管天下事”，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乾嘉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自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乾嘉学者们进行考据的原因，出于对指导现实的经书真伪的怀疑。据《清史稿·儒林传》记载，乾嘉学派的成员们都从幼小即以聪慧闻名乡里，少年有成而后成为社会精英。他们不惧世俗和权威，不贪图功名利禄。
自幼年读《尚书》、抱着追根问底的目标考经的清初学者阎若璩在康熙年间发表《古文尚书疏证》，集他30年考据的结果，书中罗列128条证据证明通行本的《尚书》是晋朝伪作，揭开了“千年一大疑案”，震惊朝野，打开了禁锢学子们的思想。
王引之
清代经学家惠周惕开启了惠氏家学，祖孙三代人专事考经，著书颇多影响很大，形成了吴派体系，由于考经迎合了社会需要，所以“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据经学家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所载，清道光以前的汉学家们，著书不沾一点宋学味的有57人，著书80部731卷，对《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尔雅》诸经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订。即吴派之后兴起了徽派，徽派把考订的标准推到了先秦，并且不纵一家之言，纠正旧疏旧注乃至文中的讹误。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引之概括了考经的目的和意义：“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证曲喻，而得其本意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若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对此当时的理学醇儒方东树评价：“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
到了学派发展的后期，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章学诚说：“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嘉庆元年（1796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嘉庆十九年（1814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乾嘉百余年间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云：“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如此耳。”
乾嘉学派
现代有学者评论，学术界、思想界冲开了两千年的束缚得到了解放。动摇了理学神圣不可手指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乾嘉学派开辟了理学自身瓦解的道路。乾嘉学者们首先对圣贤之书发难，不能不称赞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真理的胆量。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员王冬芳质疑“乾嘉学派的历史现象是由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文字狱所造成的，逼迫学者们回避社会现实钻进故纸堆”的观点，他说：“乾嘉学派的成员都是当时的精英，他们高官厚禄名利全有；他们家财宽厚不必自寻苦役；他们的著作也不是陈词老调无用文章，而是语出惊人篇篇精彩；他们并没有为当朝统治者唱赞歌却得到皇帝赞叹；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不空虚而是语出惊人言辞铿锵；他们并没有颓废，而是与正统的理学硕儒们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辩争；他们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官居要位不惧辛苦不畏辩争；他们用毕生乃至两代及三代人集全家人致力于此。”他亦引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著作《西方哲学史》来比较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乾嘉学派的相似性：“文艺复兴不是民众的运动，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运动……从教会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结果，并不是使人们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让人们对古代样样荒诞无稽的东西广开心窍。”“然而最初他们并不是在现实世界里，却在故纸堆中寻求这种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