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不负责的皇帝——乾隆：永琰，这烂摊子朕没法了，交给你吧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决定在自己尚在人世的时候，主动禅位，交出皇权，创下清朝历史乃至中国皇权时代的一项纪录。
对于这项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乾隆皇帝在随之发布的谕旨中也给予了说明，《清实录·高宗实录》有载：
朕寅绍丕基。抚绥方夏。践阼之初。即焚香默祷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其时亦未计及寿登八旬有六也。自临御以来。仰荷昊苍垂佑。列圣贻庥。寰海昇平。重熙累洽。御寓之年。庆周甲子。敬念维天、维祖宗、所以付托在予者。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早在登基之初，就曾经发下誓言，如果有幸在位六十年，绝对不敢超过圣祖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之数，届时将主动禅位，退位让贤。
作为清朝的“盛世帝王”，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将中央集权发展到了巅峰状态，稳固掌握朝政大权，无一日旁落之现象出现。当时已经86岁的乾隆皇帝，虽然已几近昏聩，但其对于清王朝的掌控依然相当稳固，没有任何胆敢挑战皇权的人和事出现。
就这样一位稳操皇权的帝王，权力欲望极重的君主，果真就因为登基之初的一句誓言，就将自己费心费力集中于己手的皇权主动让出？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对于当时已经86岁高龄、掌握皇权长达六十年之久的乾隆皇帝，朝野上下乃至坊间流言，已经出现了对其贪恋权力的批评声音。但这对于乾隆皇帝而言，根本形不成任何影响，更不会直接导致乾隆皇帝做出禅位决定。
那么，乾隆皇帝到底为何如此“英明”，做出了只有上古先贤才能做出的主动禅位举动呢？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乾隆朝晚期的朝野局势、地方稳固程度、国家财政收入或许就能明白乾隆皇帝的真实意图。
朝野局势
乾隆四十九年，74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南巡，重新开始了一段时间对前朝朝臣势力分布的署理和平衡。但此时的朝堂，已经明显出现了“四大党派势力”：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派，唯乾隆皇帝马首是瞻；以阿桂为首的武官派，手握重权却对政治毫不关心；以钱沣为首的反对派，坚决站在和珅的对立面，斗争激烈；以刘墉为首的中立派，中庸度日。
对于朝堂之上的“四大党派势力”，原本想要予以重新清理和平衡的乾隆皇帝发现，他们都已然是根深蒂固的所在，贸然压制和扶持任何一方政治势力，都必然引起朝野动荡乃至直接影响皇权稳固。
对于和珅，生活极尽奢华的乾隆皇帝离不开；对于阿桂，连年的边疆战乱也让乾隆皇帝离不开；对于钱沣，乃系平衡和压制和珅的唯一人物，乾隆皇帝更是离不开；甚至对于刘墉，这个始终保持中立的御史派人物，也是润滑于各党派之间调停、斡旋的不可或缺之人，乾隆皇帝同样离不开。
但在党派之争已经严重影响正常政务处理，甚至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年老昏聩、精力锐减的乾隆皇帝已经无法维持平衡。
如何打破这种不利于皇权稳固的僵局？
退位让贤，让新皇吐故纳新，重新选择自己信任和倚重的朝臣重新组织决策机构和朝堂布局！也就是说，面对乾隆朝晚期的朝堂局势，已经步入暮年的乾隆皇帝已经无法掌控，只能退位让贤！
地方稳固程度
乾隆朝前中期，经过高频率、高力度的军事活动，让清朝边疆出现了十几年的稳定状态，为清王朝的鼎盛状态的到来，创造了外部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经过十几年的边疆稳定状态，自乾隆四十三年到乾隆六十年，清朝边疆部盟乃至紧邻属国又开始蠢蠢欲动，苏四十三起义、田五起义、台湾林爽文事件、安南之役、廓尔喀之役等密集战事的爆发，迫使经历已然不济的乾隆皇帝再度大举用兵，予以镇压。
乾隆六十年，湘黔苗民起义的爆发，成为了压垮乾隆皇帝继续皇权统治的最后一棵稻草，数十年的穷兵黩武让乾隆皇帝精力全无的同时，国家财政也已无力支撑其对苗民起义的镇压。于是，一生要强，打仗像喝蜜一样的乾隆皇帝只能将这个烂摊子交给后继之君，自己退居幕后，坐观事态发展。
啥意思？
相对于苗民起义的来势汹汹，乾隆皇帝宁肯抱着自己“十全武功”的常胜牌位，急流勇退，也不会给自己增添任何一笔抹黑。
国家财政现状
在乾隆皇帝饱受后世诟病的诸多负面因素中，其效仿圣祖康熙帝的“六次南巡”绝对占据着头等位置。
乾隆皇帝在做出禅位决定之前，曾经有过对“六下江南”严重耗费国家财力的行为有过后悔说明：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啥意思？
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虽然有着诸多正面影响，但其对国家财政几近灭顶的消耗，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再加上乾隆朝晚年吏治败坏、巨贪频出，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正常赋税收入，导致曾经一度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存银的国库连年出现入不敷出的状态。
可就算如此，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层依然保持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为了保证自己的巨额开销，乾隆皇帝甚至不惜放纵和珅的贪腐、放纵其对诸多应该上交国库的财政收入归到大内，进一步削减国家财政收入。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在乾隆皇帝发布禅位谕旨的当月，关于“闽省仓库亏缺”、“本年应徵课银、分年带徵”、“芦东商力疲乏，销盐未畅”等直接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负面消息，都高频率的出现在地方大员的奏折中。很明显，这与乾隆皇帝禅位谕旨中“寰海昇平，重熙累洽”的说法，严重不符。
乾隆六十年的清王朝已经日渐衰落，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已经让“乾隆盛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虚晃盛世。也就是说，这种缺钱的日子让乾隆皇帝不习惯、不喜欢以致生出了退位躲清闲的不负责念头。
所以，乾隆皇帝之所以仿效上古先贤令人诧异的做出“禅位”之举，绝非因为其对举国上下批评其贪恋权力的反应；更不是因为登基之初曾经默许之对康熙皇帝的崇敬誓言；而是因为对朝野局势的无能为力，对地方稳固程度的无能为力，对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无能为力，乃系绝对的不负责之举。
参考文献：《清实录·高宗实录》、《清史稿·高宗本纪》、《啸亭杂录》、《南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