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庞大的寄生集团是个严重的问题，可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

后来，皇帝也把官田变为私产。天顺三年（1461年）司礼监曹吉祥和养子曹钦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后，没收了他的庄田，作为官田。宪宗即位就用这些土地建立皇庄。当时给事中齐庄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朱见深对这种正确意见不予理睬。到弘治二年，根据户部尚书李敏所奏，京畿皇庄有五处，一万二千八百顷，贤明如孝宗也没有想去解决这问题。皇庄之制的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武宗朱厚照即位刚满月就在京畿增建了七处皇庄，后来更是各地建皇庄，总数达到三百多处，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上行下效，诸王勋戚也乘机扩大自己的庄田，侵占了大量民田。因为土地资源的枯竭，犯罪而被没收的勋戚大臣的庄田有限，朱厚照即位以后，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这种做法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

直到武宗去世，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在从湖北到北京路途的三十七天中，首辅杨廷和利用这个权力真空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消了皇庄，改为官田，所收租米纳入国家财政，并退还许多土地给百姓。朱厚熜即位后被杨廷和说服，认可了这些措施，取消了朱厚照增设的皇庄，在京畿之内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皇庄的规模回到正德朝以前的情况。他的儿子朱载垕对诸王勋戚的庄田实行了类似汉武帝的推恩制，每继承一次就减少一些庄田，减到二百顷为止，并且要受赐者向国家财政缴农业税，不交税则没收庄田，这样问题才稍微得以缓解。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就藩，要求多给庄田。在明朝初年，亲王初年俸外，酌量给一些草场牧地，其中有以荒地河滩请求多给的，最多不到一千顷，而且户部（财政部）大臣有权上奏驳回，不完全听从其请求。就在百余年前，朱见深始建皇庄的时候，还有言官出来反对。到了这个时候，亲王占有大量土地作为庄田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再加上景王的封地德安（现属江西九江），当时‘楚地旷，多闲田’，所以户部讨论后就同意景王的请求，皇帝也批准了，开了很坏的先例。不仅如此，荆州的沙市不在景王的申请范围之内，景府派了太监去收租，知府徐学谟坚决不给，又在汉阳的刘家塥收取柴火税，推官吴宗周坚持反对，徐，吴二人都受到处分。当地其他土田湖陂被侵夺了数万顷，朱载圳飞扬跋扈可见一斑。四年以后朱载圳死了，朱厚熜对首辅徐阶说：“这个儿子一直图谋夺取太子的地位，现在总算死了。”（朱厚熜虽然没有立太子，按照长幼的次序应该是哥哥裕王朱载垕继位）。朱载圳没有儿子，死后妃妾都回到北京的府邸居住，封地被撤除，庄田重新收回为官田。

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朱翊镠是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弟，四岁就被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年）就藩河南卫辉。开始朱翊镠因为是皇帝的同母弟弟就住在北京的府邸，他的王店、王庄遍布畿内。就藩以后，统统还给官方，财迷的万历派了太监接管，于是就变成了皇店、皇庄。皇族不仅占有庄田，并且开始把手伸到商业领域。朱翊镠就藩，认为经济损失太大，要求当皇帝的哥哥弥补。先是要多给赡田（赡养家口的庄田），他看中了从前景王的庄田共计四万顷，反正这本来就是亲王的庄田，户部就同意了，皇帝当然批准。朱翊镠觉得还是亏了，再要求把国家专营的食盐分给他一些，由他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取利。明朝的盐法是这样的：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引”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四百斤。

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因此潞王这一项请求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国计民生和边防军饷的影响，后果极其严重。迫于太后和皇帝的压力，户部不得不同意。明史上还说对于潞王的要求‘无不应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