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新疆、西藏的争夺是当时国防形势的必然选择
清朝之所以在康、雍、乾三代致力于掌控新疆、西藏、青海，是有国防需求的，就比如说新疆，为了确保内地的安定，就有在战略上控制天山南北的需要。若是新疆一失，对于我国来说，就有整个北部、西北部边防如多米诺骨牌坍塌式的危险。这一点晚清名臣左宗棠已经叙述的很清楚了：“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甘、陕、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而对于清初来说，西部的边防形势是相当恶劣的，因为在中亚由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为核心的准噶尔汗国正在强势崛起。卫拉特蒙古的前身就是明时瓦剌部，后被东蒙古的达延汗巴图蒙克率众赶到天山北部。到明亡后，可以说是与清朝平行崛起的强权，当清朝入主中原时，它也在西部四处兼并，实力不断上升，“顺治中，王师方定中原，未遑远略，于是厄鲁特吞噬西北，日渐强大”。
直到噶尔丹时期，准噶尔汗国实力又进一步提高，不得不说此人颇有雄才，他率兵南下，“攻破回子千余城”，吞并南疆，染指青海、西藏，西北沿边蒙古相继归入噶尔丹麾下，成为了附庸，其势发展迅猛，与清廷几有相抗之势。而从史书看来，其雄心壮志，并不仅限于此，他要的是重新恢复大元帝国的荣耀。
据《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对入主中原蠢蠢欲动，在三藩之乱的时候，就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谋所向”，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接待清朝来使的时候特别关心了一下三藩之乱有没有平定，“闻中国有寇贼，今已平定，信乎？”用意自然十分明显。
而他那些依附于他的蒙古部落首领憨顿、麦力根黄台吉、怀阿尔赖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都希望在与中原朝廷对抗中分一杯羹。一个雄心壮志的人带着一群雄心壮志的人大砍四方，这江山你爱新觉罗氏坐得，我绰罗斯·噶尔丹凭什么做不得？《秦边纪略》就说：“今天下可患者，独西夷也。西夷之患，必始西陲。”
而清朝一开始对管控青海、西藏、新疆可没有什么兴趣，面对噶尔丹的扩张，清朝在显然知道的情况下，表现得极其保守。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守边自保为宗旨，能不生事尽量不要生事，所谓“务须令其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仍整饬我军，严加防护”。可以说清廷对噶尔丹并无想法。
但有些时候你不去找麻烦，不意味着麻烦不会来找你，就比如说噶尔丹的胃口也是在逐步扩大的，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统一全蒙古。于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侵入喀尔喀蒙古。面对噶尔丹的攻势，喀尔喀蒙古三大部全线崩溃，逃入清朝治下的漠南蒙古藩部，寻求避难，风头正盛的噶尔丹无视清廷的调解继续南犯，侵入了清朝管辖下的漠南蒙古的地界，并进而在乌尔会河之战中大败清军2万余人，直至乌兰布通，离京师只有700里，搞得京师戒严，米价腾贵。《广阳杂记》说：“辛未春，戛尔旦提兵忽抵西口，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在相同时代，可没有哪支生活在西伯利亚原住民打到了离莫斯科或圣彼得堡700里处，也没听说过印度人到英伦三岛滋事。
爱新觉罗·玄烨
到了这种火烧屁股的时候，清廷才对噶尔丹大规模动兵，自卫性质极其明显，而此后更是以防噶尔丹卷土重来为目标打击噶尔丹，毕竟两者是竞争关系，噶尔丹一天没死，清圣祖也睡不踏实，“夫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
而在之后，准噶尔汗国在策妄阿拉布坦的领导下重新崛起，继续挑战清朝。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率先发动了对清朝的攻势，进犯哈密。随后其派将策凌敦多卜入藏，占领拉萨。这又严重威胁到了清廷边疆的安全。
首先，从军事地理上看，西藏紧邻青海、云南、四川，乃三地之屏障，“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
其次，西藏乃格鲁派黄教圣地，对整个蒙古宗教号召力巨大，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就是被西藏方面封为宝权大庆王。一旦让准噶尔汗国控制西藏，其势必将拥有雄厚的宗教号召力，这肯定是对清廷“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有着巨大的威胁。是有康熙末年派兵入藏保卫黄教之事。
而在灭亡准噶尔汗国之后，乾隆皇帝仍然不想派驻机构进行管理，意图把将厄鲁特从统一状态重新划分为四部进行自治，“朕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直到阿睦尔撒纳重新反清，乾隆皇帝才新疆设立军府进行直接控制。
而在满足国防安全的目标达到之后就停止了继续扩疆的要求，阻止新疆沿边哈萨克、布鲁特成为清朝臣民的要求，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清高宗实录》记载了清高宗的态度：“尔等僻处遐方，非可与喀尔喀诸部比，尔称号为汗，朕即加封，无以过此，或尔因系自称，欲朕赐以封号，亦待来奏。”
所以，看了清朝拿下西藏和新疆的过程，就可以看见首先清朝是被动的，准噶尔汗国不率先实质威胁清朝，清朝估计也无意于争夺新疆、西藏等地。其次，当满足国防安全后，清朝就停下了扩张脚步，和西方殖民者的欲壑难填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