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北漂”买房难，那么清朝时的“北漂”买房吗？
那我们张开历史的双眼，到清朝去看一看那时的众多“北漂”们生活得如何，他们需不需要去买房呢？
由于古代的交通并非像现代这般交通便利，如果没有什么重要事件，一个人一生的生存空间最大可能也就自己家周围的一个县区大小。那个时候去京城的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奉旨去北京做官的官员，另一种是去参加会试想要金磅提名进而做官的学子，总而言之，非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一般不进京城。
这也就造成了一种情况，进京“北漂”的人们很多都是官僚体制下的人物，而关于他们买不买房的问题则关系到他们的工资水平，并且也和当时的物价也有关系。
乾隆年间，有《户部·俸饷》记载，当时的亲王岁俸银两有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两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挺起来有很多，不过这都是满清贵族，相当于皇帝拿国家的钱给满族人。而对于朝中大臣则远没有那么高的薪俸，一品大员年薪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有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是四十五两，八品是四十两，九品分为正九品和从九品，分别是三十三两一钱和三十一两五钱。爱新觉罗家族对同位满族人的照顾可见一斑。
不过这里有个情况是清政府的官员除了岁奉之外还有禄米以及还会有一些恩俸之类的合法收入，那么这个钱到底能不能买得起房呢？这里我们来介绍两个清朝时期都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谭嗣同。这两个人一个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一个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不过在初入京为官的时候曾国藩是文七品，而谭嗣同则是四品大卿。
曾国藩做七品官的时候岁俸、恩俸、禄米等加起来差不多一百二十两的收入，谭嗣同则要多一些，差不多两百八十两。清朝的时候虽然没有如今的各种搞房地产开发的来炒作提高房价，但是不同地区的房价也自然而然的不同。由于对当时的具体交易记载的资料并非很多，仅有的一些中记载着道光十九年的一次交易，东四牌楼北十一条胡同内路南院，有三间的瓦房和两间的灰房以及两间西厢房，当时记载的售价是三百吊。
因为银两流通比较麻烦，因此清政府官方铸造铜钱来流通，差不多一吊钱就是一两银子的兑换，虽然有时会受其它贸易的影响等等会有些变动，但差不多就是一两银子兑换一吊钱，当然这是在清政府还没有财政危机的时候，等到清末时期，财政混乱的时候一两银子甚至可以兑换几百上千钱。还需要普及一个问题是，当时的“一间房”并非是现在的一间房子，古代的时候因为用柱子来支撑房屋，因此把两根相邻的用来支撑房屋的柱子的大小叫做一间房，因此上文所提到的一间房其实并没有我们如今想象中的那么大。
不过仅从三百两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入京为官的“北漂”们要想在北京有一套房那也是比较困难的，毕竟身为官员，他们还有着其他上面的消费。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政府做官的官员服饰都是靠官员自己出钱去买的，而我们也众所周知，古代礼节繁杂，不仅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更要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比如上朝的时候穿朝服，喜庆过寿等就要穿吉服，平常办公用的常服，自己出行用的行服等等。
对官员来说最特别是朝服，因为一个合格的朝服不仅仅有衣服，还有朝冠、朝袍、补掛、朝珠、朝靴、朝带等组成，通常也不会只穿一件衣服还会加上一些装饰品，不同等级的官员装饰不同的装饰品，又不能不装饰，既是工作需要，也代表着面子。这样一来，官员就需要花去很多银两用在自己身上，再加上自己家的一些女眷和幼童，花销往往也是巨大。特别是女眷，政府有规定，入朝为官凡七品以上官员的正牌夫人均有朝廷对应的朝服制度，重要场合也需要穿自己的朝服入场，而这无疑又再次增加了官员的消费。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官员的出行，比如乘轿子等，这都需要官员自己去支付人工费用。其实抛开那些官员对后世的影响如何，抛开他们的权力大小，他们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也会为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考虑。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普普通通并不是那种一餐十六个菜的和珅这样的贪官，毕竟贪官是凭借着不合法的手段去谋取利益的，而绝大多数官员都做不到那种像和珅一样的巨贪。
当时的“北漂”们也有着生存压力，他们的工资短时间内根本支撑不起他们去京城买房，一般而言都是租房去住，比如谭嗣同住在北京城南城半截胡同里的浏阳会馆，再比如曾国藩租借了南横街上的一个小跨院，面积差不多三十平方米。
可见无论哪个年代的“北漂”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存压力，即使那个年代的“北漂”都是一个国家级的公务员，但也挡不住京城的房价。更不要说今天为了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生存下去而付出一切的普通人群了。
参考文献：
〔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版本
〔2〕《清高宗实录》卷，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