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时捺钵反观殷商三亳
《辽史》中复又记述：“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这就是所谓的“四时捺钵”制度，这是游牧渔猎民族文化所致的一种必然。“斡鲁朵”类似于中国文化中的“住国（定居-都市化）”，“捺钵”则是相对的“行国（游猎-转场性）”。
《金史·梁襄传》阐述了辽人捺钵的原因：“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臣知其所游，不过临潢之旁，亦无重山之隔，冬犹处于燕京。契丹之人，以 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然隔三五岁方能一行，非岁岁皆如此也……”
这种“住国”与“行国”的文化碰撞出了“五京制”，这种制度肇启于唐，唐有着浓烈的鲜卑文化承袭，也是游猎文化与农耕文化兼容并蓄的一个时期。在安史之乱激战正酣的公元757年，唐肃宗李亨为了维持政局的一统设立了五京，即东京洛阳、中京长安、北京太原、南京成都、西京凤翔，为五京制的开端。五京制在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西京鸭渌府），辽（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金（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中都大兴府，南京开封府）得到了发扬光大。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古老的殷商时代这种“行国”制度就有了萌芽，即所谓的“二亳”、“三亳”。
《史记·殷本纪》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集解》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汤始居亳，《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从先王居，《集解》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作帝诰。《索隐》一作「俈」。上云「从先王居」，故作帝俈。孔安国以为作诰告先王，言己来居亳也。
此即 “南亳、北（景）亳、西亳”等“殷商三亳”之说，如《尚书》即有“夷、微庐烝、三亳阪尹”，可知殷商时期“亳”非指一地的专属名称，而与“捺钵”的“钵”同意，盖皆是“boo”的音转所致，加之“八迁”可以窥见商的“游猎”文化属性。
亳，即商汤时都城。《说文》“亳，京兆杜陵亭也”，这是一个会意、象物字，上边一个亭（京）字头，下边一个宅字，指代亭子状的建筑物或者京城的建筑物，引申为都城之意，也与“boo”，本义家（宅），亦作宫殿、离宫解，是语义相通，语音一致的。
可以观察“三亳”、“四捺钵”、“五京”是有着极似的文化关联性。“京”，《尔雅•释丘》云“丘绝高曰京”即人工筑起的高土堆、高台上的建筑，后引申为大、国都。“亳”、“钵（boo）”、“京”原始古意都指代建筑物，京侧重于住国，亳/钵则侧重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