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旨抄了巡抚的家，当他拿到清单时，却发现自己面子丢大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被抄家的人都那么“家大业大”，有时候，抄家所得和“预期”相比相差太多，以至于下命令的人都怀疑自己“搞错了”。
清乾隆年间，就曾经有一桩贪污案，虽然犯案之人受了流放处罚，但乾隆看完清单，却让人把抄家的东西都退还回去了。
俗话说，“金口玉言”、“君无戏言”，那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桩贪污案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清代“抄家”的“大气候”……
那些雷人的“抄家”数字
古代的抄家，似乎是大臣犯罪以后，杀头、流放、削职为民等惩罚之外的一个“标配”。
但究竟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操作”，却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不过，最早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有了“籍其家”的记载，其意大概就是“财产充公”。
如果把有记载的历代“抄家”做个比对，就会发现清代对“抄家”最是热衷，大大小小算起来，皇帝们下旨抄家，总共有三百多次。
这是因为抄家的财产虽然是充公，但实际上皇帝就是“公”，那么这样的处罚就真的算是“一举两得”，一个是官员犯罪被抄家的“惨剧”，能起到一个震慑和警示的效果，另一个则是实实在在的，皇帝的“腰包”也会因此鼓起来。
最著名的案子当然是“和珅案”，所有钱财、田产、珠宝等等，足足折合白银八到十一亿两，还因此留下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歌谣。
不过，在清代抄家也不能一概而论，基本上会有三种情况：
最“狠”的抄家就是“抄走”所有家产，包括家里直系亲属也不能幸免，而且全家老小孩都要“发配宁古塔”，这个“宁古塔”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是极其边远的地区，还有的女眷也会被卖做奴隶、妓女等等。
而有的时候，皇帝也会“慈悲心起”，比如对犯臣的妻儿子女便于处罚，或者对被抄家者给予一定的“回扣”。
比如乾隆下令抄家直隶总督杨景素，乾隆就特意“批了条子”，要求给杨家留“三四万两”过日子，这笔钱当时来说，足以保证杨家过上富足的日子了。
而就是这样，那一次乾隆也足足“抄回”了二十万两白银之多。
更有意思的是，雍正年间，也曾有一位直隶总督被抄家，这个总督叫李维钧，预感到自己要被抄家，干脆争取主动，上交财物三千八百两。
谁知道雍正根本不信，随即派人查抄，光是现银就有三十四万两，此外还有几千亩土地和几百间房产。
还有一个叫钱度的，抄家时，虽然没有电视剧里那样“塞满冰箱的人民币”，却在墙壁夹层里搜出来一堆银元宝，共计两万七千多个。
因为抄家要记录在案，其中所记载的家产数目惊人，除此之外，单单是抄家的清单，都如同一本厚厚的大书一样。
正因为如此，皇帝对抄家能抄到多少，其实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
“冒籍”引发的同僚矛盾
让乾隆把抄家的东西都退回去的，是福建巡抚王士任。
而王士任原本官声还不错，让他犯事的原因，却是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冒籍案”所引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
那时候王士任还不是福建巡抚，而是一个道员，当时的巡抚叫卢焯。
这天，卢焯叫来王士任和当时的漳州知府王德纯，三个人要商量一个“冒籍案”的处理办法。
那什么是“冒籍案”呢？这个就要从清代的科考制度说起了。
清代的科举，对于不同的地区在名额上是有限制的，比如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比起来，在录取率上有时候会差上好几倍，而和现在相比却相反，是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更容易被录取。
这也是朝廷上为了体现公平才制定的新规，甚至在录取标准上也会区别对待。
而且，参加考试必须要回原籍，不能到别的地方。
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不论是采用冒名、串通、投亲等什么方式，只要弄了“假户口”，就会被定为“冒籍”。
而王士任他们讨论的“冒籍案”，涉案人是一个武童生，参加的是武科考试。
这个人名叫何承玉——看这个名字，“合成玉”，真是“一眼假”，题外话了。
这个何承玉的问题在于，在此前他自己花钱捐了一个“监生”，根据清朝的法律，他已经有了功名，不能再参加武举考试了。
可是何承玉不伤心，于是就想到了“改名”的办法，很可惜，他撞到了漳州知府王德纯手里，被查了个正着。
其实，这个案子并不需要如何讨论。
因为《大清律》是有明文规定的，这种情况下，应该革去何承玉原来花钱买来的功名，并且还要加以“杖责”。
没想到，本来是王德纯亲手抓的人，现在他却为何承玉开脱起来，说了一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话。
但王士任却觉得这种事非同小可，历来对“冒籍者”都不能轻饶，坚持按照律法处置。
于是，王德纯和王士任两个人，当着巡抚卢焯的面就争吵起来，后来还是卢焯做了决定，而这个决定在王士任看来，明显是偏向于王德纯的。
卢焯最后说的是“免于处罚”。
事情看起来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王士任心里却愤愤不平，并没有真的放下。
或许在王士任心里，那时候就有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想法，但根本没有用他等上十年，四年以后他就有了机会，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机会是好事新事。
“争斗”的结果是祸及自身
四年以后，王士任升官了，他成了现任福建巡抚。
一直没有忘掉“冒籍案”的王士任“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于是他开始调出卷宗，要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正所谓“官大著名压伤人”，很快王士任就查明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何承玉在被“抓包”以后，上下活动，拿钱贿赂了当时的知府王德纯，希望“破财免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王德纯也没客气，先是“却之不恭”，然后又“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证据在手，王士任开心得不得了。
按说，新官不理旧官事，何况卢焯还是自己的老上级，何况冒籍这事儿也不是罪大恶极，何承玉躲过的也不过是一顿杖责？
但其实，王士任心里“仇恨”的却是王德纯，一来两个人素来不睦，二来王德纯本来是王士任的“领导”，估计平时也没少给他“穿小鞋”。
现在王士任“逆袭成功”，管着王德纯了，心里把这件事当做“秋后算账”的导火索了。
王士任的“举报信”送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大概也很好奇，“一个冒籍的案子，值当的么？”
于是，乾隆就安排人好好查查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王德纯也不是好惹的，在被审问的时候，立刻“咬出了”王士任，说王士任当导员的时候，贪污过一千两银子。
这下子，王士任成了“贼喊捉贼”了，当知道王士任贪污确有其事后，乾隆亲自批复要处置王士任，说他“婪赃作弊”、“丧心病狂”。
王士任毕竟是一方大员，贪的钱也很快退了回来，按理说也就是降职或者撤职就差不多。
但是他出事的时机不巧，那时候乾隆刚刚当皇帝没几年，雍正年间传下来的严肃吏治的作风还很受重视，乾隆自己也想立一个“严惩贪官”的人设，于是王士任被判了个“流放塞外”。
就这样，王士任因为对王德纯之间的事耿耿于怀，最终自己也被牵连进去，落了个悲惨的下场。
但是乾隆并没有因此罢休，他下令派人去了王士任的老家，要赠送王士任一次“抄家”。
不过，等抄家的人完成任务，拿着清单来找乾隆汇报的时候，乾隆看着清单却有些“蒙圈”了。因为，王士任家连银子带家当，一共只有五千多两。
这就有点儿不符合乾隆的“常识”了，因为我们前面说过，王士任这个级别的官员，一旦抄家，哪个不是抄出来几十万两银子的？而且王士任当了这么多年官，光是“养廉银”每年都不止这个数儿啊？财产五千两银子就是“丧心病狂”的贪官，那满朝文武，怕是一个也不能留了。
吃惊之余，乾隆多少也有点尴尬，这一抄家，简直是抄出来一个清官了。
于是，乾隆也“看不上”这点儿银子，命令全部都归还给了王士任的家里。
不过，王士任毕竟也是真的有过贪污，他的处罚不能免去。
最后，王士任还是伤在了流放之地。
乾隆还有一次被“打脸”
其实，乾隆也不是只干过这么一次“打脸”的事儿。
还有一次，他派人抄了臣子的家，最后也只得又归还了回去，还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是听令的人理解错了。
这一回的臣子是张廷玉。
张廷玉这个人可了不起，他是三朝老臣，在整个清朝的文臣之中，也是数得上的人物。
张廷玉二十九岁中进士、选翰林、后来又被康熙皇帝任为礼部侍郎。
到了雍正朝的时候，雍正皇帝对他更是信任，最后竟然留下遗嘱，让张廷玉配享太庙。
这份荣誉，在整个清代的汉族臣子之中，张廷玉是唯一得到的。
到了乾隆时期，张廷玉同样得到了乾隆的敬重，甚至还为他破例，将他封爵。
这在清代文人中，同样是“头一份儿”的。
就连张廷玉上朝，乾隆都会命人搀扶照顾。
但是，后来张廷玉和乾隆的联系就走下坡路了。
这主要是张廷玉年龄大了，心里老是惦记着雍正让他“伤后配享太庙”这个事儿，因为怕乾隆变卦，竟然要求乾隆给自己写个“保证书”。
乾隆虽然生气，可顾及面子还是写了。
接着张廷玉干了件“傻事儿”，他让自己的儿子来谢恩。
乾隆不高兴了，下旨要张廷玉明天亲自来。
万万没想到，乾隆算着时间，圣旨估计也就刚到张廷玉家里，可张廷玉已经来了。
傻子都知道，这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这时候，君臣联系已经到了“冰点”，却又有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乾隆的长子永璜伤了。
正准备回乡养老的张廷玉是永璜的老师，按照礼制，他被要求留下来参加葬礼。
结果，葬礼刚完，张廷玉立刻又奏请乾隆要求告老还乡——乾隆终于“爆炸”了。
恰巧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四川学政朱荃因事犯案，牵连了张廷玉。
理由很简单，朱荃不但是张廷玉举荐，还是张廷玉的儿女亲家。
于是乾隆“新账旧账”一块算，派人抄了张廷玉的家。
抄出来的东西倒是真的不少，可是张廷玉却一点儿也不急不慌。
他当着乾隆的面，开始如数家珍一般说起了这些东西和财产的来历。
这件事雍正帝什么时候赏赐的，当时是因为什么，那些银两是皇帝嘉奖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全部都说得清清楚楚，一查也都能对上。
这一次，乾隆又是没有话说，只能解释是下边人搞错了，自己只是派人稽查而不是抄家。
满朝大臣，心知肚明，但全都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表情。
最后，乾隆也是派人把所抄财物全部归还给了张廷玉。
王士任的“用数据说话”也好，张廷玉的“财产来源清晰”也好，他们被抄家后的“结局”，其实还是根据皇帝的态度决定的。
历朝历代，其实对腐败的惩治，在律法上都有很严格的防范措施和处罚办法。
但也总免不了有人要铤而走险。
其实为官一任，真的要想官运亨通和官场平安，打铁必须自身硬，才是真的硬道理。
参考资料
《明清反贪制度》
《清代闽浙总督郝玉麟治闽述略》（秦翠红）
《清史稿·张廷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