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郁金香”非彼“郁金香”唐代的外来香料真“香”

汉实物及画像砖上的博山炉

▲唐阎立本《职贡图》表现婆利、罗刹、林邑各国朝贡

中国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焚香祭祀的行为，先祖们以燔木升烟仪式告祭天地，可谓是后世祭祀用香的鼻祖。汉武帝通西域，统南越，开海路，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南部湿热地区及海外香料传入中原。熏香在此时流行开来，沉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名品香具“博山炉”出现，并在此后七百年间广为流行。

进入中古时期，随着道教发展与佛教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文化发展，中国本土香料与外来香料的融合，促进了中国香文化的多样化。

香味几年不散

杨贵妃用的这种香料竟然这么神奇

唐代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百姓安稳富足，对生活品质就有了更高追求。香料作为物质精神双重满足的商品，也就走下神坛，从贵族士大夫阶层专享，转而受到庶民追捧。另外，唐代香料的急速发展得益于便利的交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通达，为香料大宗进口并贩运至大唐各处提供了充分条件，进而推动了香料贸易和香文化的繁荣。

《酉阳杂俎》载“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及上皇复宫阙，追思贵妃，贺怀智乃进所贮幞头，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杨贵妃的领巾被交趾朝贡的瑞龙脑熏香后，时隔多年依旧香味浓郁。可见其质量极佳。龙脑香为唐代名贵的进口香料，被誉为“瑞龙脑”。《诸蕃志》云“龙脑之树如杉，生于深山穷谷中，经千百年，支干不曾损动，则剩有之否则，脑随气泄。”可见其珍贵。随着进口香料的传入，有关香料的知识也随之入华。据《酉阳杂姐》记载：“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研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

谢弗将中国古代的

“郁金香”考证为“藏红花”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郁金香”，并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荷兰国花百合科郁金香，而是一种香料。唐朝时，一种郁金香香粉在中国以药物与香料的身份畅销。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指出，汉文典籍中的“郁金”一词有时用来指“turmeric”(姜黄)，可见，此“郁金”与百合科的郁金香(tulip)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又指出“郁金”与“蓬莪术”有近亲关系，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被混为一谈。谢弗将中国古代的“郁金香”考证为“藏红花”，其原著中的这一章节即命名为“SaffronCrocus”，“saffron”即为“藏红花”的英文写法。

开元二十二年，林邑王遣使献沉香，其中包括多达三十斤的“黑沉香”。虽然沉香在唐以前已被引进，但唐时沉香无疑是最流行的。唐代吟咏“沉香”的诗词佳句比比皆是，如“桂筵含柏馥，兰席拂沉香”、“沉香火暖茱英烟，酒献给带新承欢”、“博山炉中沉香火，双咽一气凌紫霞”、“玉台龙镜洞彻光，金炉沉烟酷烈芳”等等。

唐朝时香料更多地应用于

佛教、道教等宗教焚香

唐代一些大城市如广州、扬州是香料的集散地。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在广州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也感叹道“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袱瑙、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数”。广州聚集了外国商人和异域香料，源源不断的香料船，使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

唐代东都洛阳汇集了不少经营香料的胡商，他们在北市结成香行社经营进口的各种香料。龙门石窟题记中可见“北市香行”字样，记载永昌元年北市香行名录。

除了贸易往来，香料还是朝贡的重要物品之一。史书记载，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来到中国，在接受唐廷诏书时，用以焚香仪式，他所献的郁金香就是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

《香乘》中提到诸多香料都由西域进贡而来，如乌荼国、交趾国向唐太宗进献龙脑香，其后又有交趾国向唐玄宗进贡瑞龙脑香等。这些外来香料以树脂、香花型为主，香料功用更加多样化、精细化，与本土香料类型差异很大。且香料更多地应用于佛教、道教等宗教焚香，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盛，外来香料经由此路传入中国。中国本土香料与外来香料的融合，促进了中国香文化的多样化。唐代儒、释、道思想盛行，焚香又多用于宗教的寺观庙宇中，逐渐与宗教文化相融合，为唐代社会增添了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