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礼俗文化
（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婚 姻
这一时期，甘肃的婚姻风俗，大体仍遵循“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传统。但在实行环节上，又出现催妆、谑郎、新妇乘鞍等新现象。
催妆是北朝流行的婚俗，甘肃也不例外。结婚那天，女方先在大门里或大门外用布围成屋宇，叫作青庐，男女双方在此举行交拜仪式。男方迎亲车出发时带百余人或几十人，随车到女方门口，接下来就围着迎亲的车子，不断地呼叫：“新妇子，催出来！”直到新妇登车为止，以此增加欢乐喜庆的气氛。这种现象前代很少见。
谑郎，是婚后新郎到女家“拜阁”即“回门”的时候，女方许多年轻气盛的亲宾妇子出来，拿木杖敲打女婿取乐。虽然紧接着就是丰盛的宴席招待，但那一顿“痛打”，有时搞得新郎疲惫困顿，狼狈不堪，真不是好过的一关。
新妇乘鞍同样有北方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子。“鞍”是“安”的谐音。它是在男方家门口放一马鞍，新娘迎来下车后，要从鞍上跨过，寓意婚后“平安”。唐人段成式记载说：送雁称“鹅”，摆出缨子象征男女合髻，婚礼在黄昏时举行，“以其阳往而阴来也”。（《酉阳杂俎续集》）还要请富实人家的妇女为新婚夫妇铺床，让男童为其端合卺酒等。卺是古代结婚时用作酒器的一种瓢。合卺，类似饮交杯酒。这些习俗通行于北方包括甘肃，有些直到晚近还在流行。
这一时期北方还有几项新婚俗。一是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提高。隋人颜之推说：“邺（地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颜氏家训》）恒代遗风，指北魏鲜卑族旧俗。相较于南方，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高、社交活动多，举止泼辣，可能是受了少数民族风俗影响的结果。同样属于多民族聚居区的甘肃，当不异于北魏京都（今山西大同及河北等地）。二是婚姻多索财礼，不重视门当户对。士族与庶族互不通婚的习俗在南方守护甚严，至有士庶天隔之叹，而在北方包括甘肃民族杂居地区则不然。士庶之间、各民族之间互通婚姻，女方重视索要财礼。尽管政府也有禁令，但见效甚微。三是夫死，寡妇再嫁的现象很普遍，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丧 葬
魏晋南北朝时期，厚葬旧俗在社会上层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出其中弊端，倡导薄葬。曹操、曹丕、司马懿等都有薄葬的遗言。甘肃著名学者皇甫谧更深切地指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即生死是自然法则，人生必经的过程。他坦然面对死亡，预设个人的丧葬之制，写成《笃终》一文，大意是说：人死，无形的精神活动停止，有形的尸体逐渐化解。灵魂归于自然，形骸藏于地下，没有灵魂附着在尸体上，这是自然法则。为死者随葬很多财物，既消耗生者的生活用度，又无益于死者，反倒会招来盗墓。那是丧家自召抛尸露形，无异于将黄金埋在路旁，又写个标记，可不痛心！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也没有不被盗的坟墓。有鉴于此，他立下遗嘱，大意是说：我的丧事，希望早上死，晚间就安葬。不用做棺椁，不要繁复的衣饰缠裹，不必洗尸，不制新服，无须殡丧含玉。我本想赤身露体地入土为安，考虑到人情染俗已久，一时难以做到，故粗略地约定：如丧事豪华地办，不能用石椁；简约地办，不暴露形骸。气绝之后，便穿上平常的衣服，裹上头巾，以粗竹席裹尸，两头用麻绳捆扎，置尸床上。选择不长庄稼的荒地，挖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的土坑掩埋。平生所用之物不必随葬，只随《孝经》一卷，以示不忘孝道。土坑填平后，不起坟冢，使野草继续生长。我死若不这样做，就等于戮尸于地下，让死者受到重伤。灵魂有知，将会永久地含冤叫悲，长为恨鬼。“死誓难违，幸无改焉。”（《晋书·皇甫谧传》）
这是一篇谋虑深远，惊世骇俗的遗嘱，其子孙遵从遗言，付诸实行。
高台县魏晋墓出土的首饰“金花”
狐死首丘，落叶归根。人死葬于祖茔，依然是这一时期普遍做法。客死异地，移灵还乡既屡见不鲜，又是一种孝道的表现和普遍的葬俗。甘肃这样的事例很多。西魏北周秦州清水郡（治所在今甘肃清水县西北）人李虎，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在京城去世，直到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才归葬于秦州清水县内莎乡，延期30年才得安葬。
节日和娱乐
魏晋南北朝，甘肃的传统节日同中原内地大体相同，主要有元日、人日、元宵、清明、端午、重阳、除夕等。由于佛教和道教的盛行，这一时期还流行宗教节日。如佛教的四月八日、十二月八日；道教的三元节（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有一些宗教和传统节日重合。如道教的上元节和传统的灯节；佛教的十二月八日和中国传统的腊八节；道教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盂兰盆节等都在同一日。
以上四幅图均为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墓砖画，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
元旦是民间最隆重的节日。这天，家家户户鸡鸣而起，穿上新衣，燃爆竹，挂桃符，贴门神。梁人宗懔撰《荆楚岁时记》说：“上古时代有神荼、郁垒两兄弟，住在度朔山上桃树下，专门检查百鬼，有扰害百姓的，就用苇索拿下，喂老虎吃。”于是人们就在除夕这天，用桃木做成人形挂在门上，手握苇索，象征神荼、郁垒，又在门上画虎，用以辟邪。为什么用桃木刻人？明人冯復京撰《六家诗名物疏》说：“桃者五木（桑、榆、桃、槐、柳）之精，压伏邪气，盖仙木也。”就是说，桃木是五木中的精灵，能压服邪气。此俗甘肃同样流行。这一天人们还要点香蜡，祭祖先。长幼以次拜贺。然后欢饮椒酒，喝桃汤，食胶牙糖、五辛（大蒜、小蒜、韭菜、云台、胡荽）盘、鸡子等丰盛的饭菜。
正月初七为人日。传说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二日作狗，三日作羊，四日作猪，五日作牛，六日作马，七日作人。于是人们在此日清晨，至门前呼牛、羊、杂畜令来，放粟豆于灰，撒在大门内，说是“招牛、马”，表达对于六畜繁殖的美好愿望。正月初七庆祝人日，就特地用七种菜做汤，并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形贴在屏风上，或将它戴在头鬓。又造华胜（妇女的一种花形首饰）互相赠送。文人则登高赋诗，以抒雅兴。
正月十五为灯节，有祠门祭户、祭蚕神、迎紫姑、打簇、相偷戏、做宜男蝉、打粪堆等活动。
上巳节是三月第一个逢巳的日子。古人于此日祈福免灾。魏晋以后改以每年三月三日为清明节。各地于此日踏青郊游，上坟祭祖，文人赋诗，寻欢作乐。
门插柳梢
四月八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佛经记载释迦牟尼诞生后，难陀和优波难陀龙王（另一说有九龙）吐清净水，灌太子身。后世乃形成“浴佛”的习俗，确定阴历四月八日举行浴佛仪式。浴佛节在古印度就已经形成。魏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盛传，浴佛习俗开始传到中国，成为民间新兴的节日。这一天，诸寺设斋，信徒们都到寺院去参加浴佛活动，以五色香水浴佛。五色香水是以都梁香（泽兰）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一种印度香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甘肃佛教界也流行这一节日和盛会。
五月五日为端阳节。人们于这天做香包，踏青，采草药，食粽子。在门户上插柳梢，挂艾人，或在鼻子下点雄黄，饮菖蒲酒，系五彩丝（又名长命缕、续命缕等）。它是用五色丝制成日月、星辰、鸟兽等形状，佩于胸前，或缀于臂、脚腕上，寓意躲避兵灾，驱除邪气，长命百岁。
食粽子
七月七日是乞巧节，主要是妇女的节日。当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晋人周处的《风土记》记载：“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即牵牛）、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或光耀五色，以为征应，便拜得福。”
七月十五日为佛教盂兰盆节，道教的中元节。此日人们将百味五果装在盆中，送到寺院，供养大德，为逝世的七代父母及在世父母祈福。人们还刻木割竹，饴蜡剪彩，做成花果形，有的极为工巧。道教信众则要举行盛大的诵经活动。
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人们于此日佩茱萸囊，饮菊花酒，登高辟邪。又有采菊相送的风俗。重阳为节是因九为阳数，又为“久”的谐音，故以此日宴享高会，寄托美意。又九月百花凋谢，唯芳菊独荣，人们喜以菊花相送。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云：腊鼓鸣，春草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节日。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民间会在此日举行驱逐瘟疫，吃五谷杂粮粥的节日活动。
佩戴香包
除夕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人们在这一天除了打扫卫生，除旧布新，准备过年菜肴之外，还于当晚象征性地留些饭菜，称作“宿岁饭”，等到正月十二日，再将它扔到街上，象征富足有余，吐故纳新，寄托新年更富的美好愿望。
见于记载的魏晋南北朝娱乐活动，主要有樗蒲、弹棋、围棋、握槊、藏钩、蹴鞠、戏射、童戏等。
樗（chū）蒲是类似后代掷色子的游戏。
弹棋的棋盘为方形，中间隆起，四周低平，棋盘两边各有一蛟龙盘成的圆洞，棋子用硬木或象牙做成，共12枚，双方各六枚，棋手站在棋盘两边，摆好棋子，然后分别用手将棋子弹入对方圆洞，先弹完者获胜。
这一时期盛行围棋。当时围棋有九品，从一品到九品依次为入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和守拙。九品之外，还有“棋圣”之称。至迟在北魏前期，北方出现了纵横各十九道的围棋盘，在此之前的围棋棋盘是纵横各十七道。它是社会上层普遍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
握槊是从西域传入的一种博戏，或叫“胡戏”，类似于双陆（棋盘游戏）。
藏钩，是一种游戏。腊日祭后，老年男妇各随其辈，为藏钩之戏。人分两伙，以较胜负，得一筹者为胜。
蹴鞠类似于踢足球。这一历史时期盛行于南北包括甘肃地区。
戏射有朋射和单射。参加朋射者分为两伙，轮流射箭，按所射中的箭数来记筹，筹数多的获胜。单射即单人射箭。
童戏有战阵之戏（模仿大人布阵点将，指挥战争）、骑竹马（模仿成人骑马）、斗族（也称斗凿，它是从古代的击壤演化而来的）、跳绳、摊戏（一方摇铜钱准备掷地，让另一方猜正反面，猜中者胜）等。
当时的娱乐活动还有投壶、下象棋、六博、猜谜、打猎、击剑、游泳、荡秋千、斗草、斗鸡、斗鸭等。
（作者： 李清凌）
（来源： 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