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另外一面：伏低做小、左右讨好，还得看汉献帝的脸色
在世人印象中，曹操是北方霸主、一代枭雄。无论从他的政治、军事行动，还是诗歌创作中表露出的心志，都能看到这位雄主的意气风发。但鲜少有人注意到，曹操在创业早期也曾无比艰难。
就是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初始阶段，曹操非但没有比以往轻松，反而要伏低做小、左右讨好。或许有人会问：曹操能在乱世初期快速崛起，不正是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来的诸多好处吗？为何在一开始，他过得却如此艰难呢？
这不得不提到，曹操迎奉天子后，到底面临了哪些压力和难题。
壹
袁绍的压力
第一个向曹操发难的，正是他的“保护伞”袁绍。本系列前一篇已指出：献帝东归洛阳，袁绍也是赞同的；且早在毛阶、荀彧之前，袁绍的谋士沮授便已经向他提出了真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计划。见《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记载：“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尽管袁绍大“悦，将从之”，但他还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从时局来看，不外乎这么几点理由：
首先，袁绍暂时抽不出精力。正如他自己所说：“冀州方有北鄙之警。”献帝东奔期间，正是公孙瓒与袁绍“互相拉扯”的关键时刻；公孙瓒成长于边地，战斗力剽悍，是袁绍一统河北期间的最大“刺头”。而问题的关键是，袁绍不仅要面临公孙瓒的虎视眈眈，还得分出精力来镇压这边闹情绪的“小弟”臧洪。
张邈之弟张超，曾为臧洪故主，后与张邈与陈宫等人联合背叛曹操，改奉吕布为主。曹操重新夺回兖州后，灭尽张超三族。而在此之前，臧洪为了拯救自己的故主，曾多次向袁绍请命，均未获得准许。东汉时期，士人为旧主复仇已成一时“潮流”；眼见张超被杀，臧洪“心态崩溃”，以东郡为根据地反抗袁绍。又因为东郡原是曹操老巢，后来被分配给了臧洪，所以此地仍有充足的粮食与军械储备，以至于“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
其次，袁绍与汉献帝有旧怨。他与董卓的分歧，正始于少帝之废立。汉献帝这边刚登基，袁绍便拉了一伙关东军阀“搞事情”。后来，袁绍还曾打算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只是后者世受皇恩，不肯加冕，袁绍这才有了“挟天子”的打算，是以他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的；加之公孙瓒、臧洪“捣乱”，袁绍最终未能在第一时间内下定决心。
当然，袁绍没有立即去做，也很可能是因为，他想摘曹操的“桃子”。君不见，汉献帝前往许都后，袁绍不止一次提出：把天子弄到自己的地盘上来。但曹操也不傻，他辛辛苦苦、用尽手段才弄来的“王牌”，凭啥说交就交？
袁绍想要，曹操不给，两人之间的隔阂就更深了，这正是袁绍带给曹操的压力。彼时，曹操立足未稳，仍需盟友袁绍支持，以至于后者还能时不时“恐吓”一下曹操。
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邺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建安）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曹操主动把大将军让给袁绍，足见其能伸能屈；而与之相比，袁绍的“撒泼”之举便显得有些幼稚了。
贰
董承的威胁
对曹操而言，袁绍的外部压力倒还不算什么，毕竟有袁术、公孙瓒、黑山军张燕在，两人还需要一致对外；真正令曹操头疼的，反倒是迁都到许的汉献帝。须知，汉献帝不是孤家寡人，他是带着自己的“小朝廷”来的。这其中，不乏有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名士、大儒；当然，对曹操最有威胁的，正是董承。后者率领的西凉军残余力量，让曹操难以将势力顺利渗透到后宫当中。
据《后汉书·皇后纪下》记载：“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这是网络上流传颇广的一个“梗”。汉献帝一句话，如何能吓得曹操汗流浃背、俯仰求出？首先能肯定的是，这件事必然不是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之后，那时的曹操就算没有统一北方全境，但也击败了袁绍，实力暴涨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这件事只可能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之前。
那时，曹操虽然在朝中插满亲信，却无法对后宫中的汉献帝如何，盖因国舅董承早早复制了宫中宿卫；曹操进宫要见汉献帝，相当于把身家性命交到董承手中。若此时的董承能下定决心诛曹，曹操未必能留个囫囵之身。于是，这才有了“曹操看汉献帝脸色”的经典名场面。这背后反映出的，正是曹操在迎奉天子入许时的窘迫境地。那么，后来的曹操又是如何破局的呢？
叁
战争、名义与地位
纵观曹操一生，他所赢得的胜仗，不仅仅让他得到了地盘、战将与诸多人口这么简单，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还在于：曹操能借此蓄势、养名，进而一步步提高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与话语权，并最终为自己的僭越之路扫清障碍。
与诸葛亮、司马昭相比，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借战争为由，转嫁政权内部的不合声音，将矛头先一致对外；曹操征讨中原群雄、诸葛亮屡次北伐、司马昭兴兵伐蜀，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声名大义。其逻辑在于：谁主持战争，谁就拥有更大的话柄；倘若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其他人享受胜利果实，主持者的威势、声名就能进一步得到上涨。
曹操初迎献帝，内忧外患，并没有着急解决董承这个不稳定因素；相反的是，他在第一时间内利用天子诏令，或遥控吕布、刘备、孙策夹攻袁术，或是亲自出手，相继解决吕布、张绣等敌人。
在取得胜利后，曹操的军事实力不仅更上一层楼，还能助长其在朝堂中的威望；这正是曹操明明早就当上司空、位列三公之一，却仍等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彻底平定北方以后，才光明正大恢复丞相之职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理可知，曹操擅杀名士的前后阶段，也必然伴随着胜仗：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扫除袁氏余党，进大汉丞相，后诛杀大儒孔融满门；建安十六年（212年）曹操平定关中，于次年“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荀彧旋即饮药自尽，“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及至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取汉中，又封魏王，同年六月，河北高士、清流代表崔琰下狱而死。
打一次胜仗、再宰个有分量的名士杀鸡儆猴，曹操的政治地位就能顺利向前一步。建安五年（200年）前后，曹操相继解决袁术、吕布，大定河南；而他选择的对象，正是偷偷在私下底搞小动作的董承。
话虽如此，董承也未必就是忠臣；抛开《三国演义》的滤镜，董承这个边地军阀，同样是个不怀好意的野心家。至于其中原委，敬请下回分解......
参考资料：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