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诸王幕府中的笺、疏与启的差别是什么？
南朝时期，诸王幕府中的笺、疏与启的差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南朝诸王幕府中的文士，日常要替幕主代写上呈朝廷的章表，在战争的时候替幕主写作檄文与书信，然而这些公文多是以幕主的名义写的。除此之外，幕府文士在到任升迁离职以及被赏赐物品时，也需创作各体公文。幕府文士使用最多的是笺、疏、启这三种文体。
幕府中笺、疏的功能与特点
南朝诸王幕府中的笺，一部分是和诸王探讨文义，如孔觊《辞署记室笺》，谢灵运的《与庐陵王义真笺》，王筠的《答湘东王示忠臣传笺》，乐蔼《与竟陵王子良笺》。刘勰认为笺记这种文体向上吸取了表的一些特点，也向下吸取了书的一些特点，因此笺记恭敬谨慎但并不似表那样表现了诚惶诚恐的畏惧心情，虽简易随便但并不像书那样任凭气性有些傲慢的样子，风格清新，文辞华丽是其基本特点。
疏虽然多是例行公文，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幕府文士与诸王相处的情况。如鲍照的《谢解禁止疏》《谢随恩被原疏》是在临川王刘义庆幕府时两次受到惩戒被宽免后写的上疏。《谢解禁止疏》作于元嘉十六年至元嘉二十年之间，禁止是指限制受弹劾官吏的行动自由。《宋书·百官志》：“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禄主殿门故也。”
鲍照此时只是临川王刘义庆幕府的僚佐，不是朝官，不可能受到“身不得入殿省”的处罚。《资治通鉴·魏纪三·魏明帝太和四年》记载：“朱据禁止，历时乃解。胡三省注曰：‘禁止者，虽未下之狱，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止不得与亲党交通也。’”鲍照受到的处罚，应该与胡三省的解释相同，即限制了行动自由，有人看守，但其罪名较轻，不及下狱。
鲍照将此次得罪的原因归结为“暗涩大义，猖狂世礼”，应该是鲍照行为狷介，做了违背世俗礼法的事情，触怒了刘义庆。鲍照以冯衍和阮籍两个前人作比，阮籍任性放荡，败坏礼教，却能得到司马昭的宽恕，自己的才华虽不及此二人，但坎坷的遭遇却和冯衍相似。
《谢随恩被原疏》作于元嘉十九年至二十年之间。当时刘义庆为南兖州刺史，鲍照此次应该是受到同僚的排挤，为小人的谗言所诋毁，而被惩罚。这次情况比较严重，是因为天子大赦，才随恩被原。鲍照在谢疏里面，用了大量笔墨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出身卑贱，因此会被诬陷，罗织各项罪名，像曾参这样的贤人，三人疑他杀人，其母犹不能信任他，更何况自己这样的人，岂能没有罪过。
“寝病幽栖，无援朝列，身孤节卑，易成论硋。”认为自己是卧病幽居的闲人，在朝廷官员中没有党羽，孤身一人，气节卑下，容易成为众人议论的目标。“况臣一植之功不立，众拔之过屡至，同彼风霜，异此贞脆。”说自己在幕府中，没有立过什么功劳，却屡遭众人诋毁。由此可见，鲍照在刘义庆幕府中，和同僚多有不睦，因而两次受到临川王的惩戒。
南朝诸王幕府中的启
在南朝，现存的疏并不多，反而是产生于魏晋的启，日渐兴盛，占据了主流。开始之时，启是奏事之末，到了晋朝，启这种文体盛行于世，其功用兼有表奏两种文体的功用，既可以陈政言事，又可以让爵谢恩。钟涛在《试论晋唐启文的体式嬗变》中认为：“启文的作者包括太子、诸王、臣工等，而其主要上达对象,则是皇帝、太子及诸王。”
谢赐物品启的价值及其意义
孙梅《四六丛话》论启日：“下达上之谓表，此及彼之谓书。表以明君臣之谊，书以见朋友之悰。泰交之恩洽而表义显，《谷风》之刺兴而书致哀。若乃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明慎之旨，侔书为有余，则启是也。”孙梅认为启相较于表，敬谨之忱不足，相较于书，明慎之旨有余，是介乎表、书之间的一种文体。
《南朝公牍文研究》中认为：“表现内容方面，表文所言之事虽不如奏文之多涉经国之大事，但其辞让官爵、举荐人才等内容还是可以归为政事范围，而启体之大宗谢赐启应酬性强，公文性弱。较之表，启与政事更为疏远。总体来看，启没有表体那么庄重、严肃，写作更为随意，且更注重情感表达。”
可见，启尤其是谢赐启，与幕府文士章、表、教及书檄等代笔之作相比，启的公文性较弱，应酬性更强，可以随己创意，更易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文采。
其一，幕府文士谢赐物品的启成为南朝描写名物的渊薮。现存的谢赐物品的启多收录在《艺文类聚》《初学记》这些类书之中，这些启描写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赏赐的物品囊括了日常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食物、水果、衣物、器物、饰品应有尽有。
面对这些赏赐的物品，文士在谢启里面大量的笔墨都是描绘这些赏赐物品的形貌特点。如在谢赐动物的启中，文士总会描写动物的形貌，刘潜描写鹅鸭的神态和形状，“复有背如车盖，胸垂却月，口疑犀棕，脚似鱼悬”，写牛的形貌，“观其毛角相合，骨像应图，曳流水而生光，惊高限其如接。”
在谢赐衣物、器物的启中，文士也会描写物品的形态。刘潜在《谢鄱阳王赐钵启》中描写钵的形态，“珍穷货贡，制极范金，用贵宝樽，文包龙鼎。雕镂海籍，图载山经。”这个钵制作精美，有宝樽之用，龙鼎之纹，上面还镂刻着山经海籍里的图文。
其二，这些谢赐物品的启展现了诸王与幕府文士日常的互动关系。皇帝、诸王赏赐的物品改善了文士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一些价值不菲的物品，如车牛、马、牛、宅第等，更是为文士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
庾肩吾是萧纲亲近的文臣，后来萧纲赏了他一处宅第，庾肩吾称赞这处宅第“却瞻钟阜，前枕洛桥，池通西舍之流，窗映东邻之枣。来归高里，翻成侍封之门；夜坐书台，非复通灯之壁”，又说自己才能不及应应玚和王粲，但是晋安王对于他的礼遇超过温羡和阮籍，如今官居高位，声名显赫，都是晋安王的恩惠。
在文士需要的时候，皇帝及诸王还会直接赏赐一笔钱。刘孝威结婚的时候需要钱筹办婚事，晋安王赏赐了一大笔钱，任孝恭宅子坏了，需要修葺，皇帝赏了他一笔钱，张正见也曾被赏了一笔钱补贴生活。
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米、粳米等食物，绢褥裘葛等衣物，能极大地提高幕府文士的生活质量，平时所稀见的槟榔、柰、林檎等水果，开阔了幕府文士的眼界，得到实惠的幕府文士，自然对赍赐物品的诸王充满感激之情，除了在启的结尾表达自己的受宠若惊与感激之情，很多启会在开头盛赞赏赐物品的诸王。
幕府文士不仅对赏赐自己物品的诸王人品风采进行称赞，还会结合物品，去逢迎诸王的喜好。竟陵王爱好佛法，王融和沈约面对竟陵王展示的法制和华严璎珞等物，在谢启里都竭力去称赞佛教的妙用。
王融的《谢竟陵王示法制启》云：“翔慧烛于昏涂，洒法水于尘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规，庄情束影之制，解网出界之训，灭惑净照之，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风厉。信可以糟滓五书，糠芬百氏，升罩聃周，筲竿尼旦，所谓窥七泽而狭潢汙，登太山而小天下。”
这里的法制一词不是以往的法令制度，而是特指佛法规范制度，王融认为法制可以澄心洗累、庄情束影、解网出界、灭惑净照，可以与老聃、庄周、孔尼、周公姬旦的思想学说相颉颃。
沈约的《谢齐竟陵王示华严璎珞启》云：“窃以六诗雨散，百氏云兴。或事止褒刺，或义单小辨，莫不雕风烟之气状，流日月之英华。明公该玄体妙，凝神宙表。阴法云于六合，扬慧日于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证其后业。陟无生之远岸，泛正水之安流。受三远十号之尊崇，建四辨八声之妙极。法身与金刚齐固，常住与至理俱存。”
璎珞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由世间众宝所成，据《妙法莲华经》记载，“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七宝合成众华璎珞。”面对竟陵王展示的华严璎珞，沈约赞美佛家讲的因果、菩提，可以使人到达无生远岸，享受尊崇妙极。
其三，启文体现了南朝文章骈化的特点。《文心雕龙·奏启》云：“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文而不侈讲的是启这种文体篇幅短小精悍，现存启文多是一百多字的启文。钟涛在《试论晋唐启文的体式嬗变》一文中指出：“骈体启文更多地表现出对骈文典型形态的追求,优秀作品往往句式整齐，裁对绵密,丽藻星铺，典事云集。尤其是有些篇幅短小的启文，几乎是无句不对，无句无典，五色相宜，八音迭奏，可以说是一种格律化的诗体文。”
结语
总的来说，启文虽然相较于章表文，应酬性强，公文性弱，但也不能否认启文本质上仍然是公文的一种，是要上呈皇帝及太子、诸王的，如果没有诸王与文士以赏赐物品为桥梁的互动，南朝启文的数量会大打折扣。孙梅认为：“是以骈俪之文，其盛也，启之为用最多，其衰也，启之为弊也差广。”由此可见，南朝诸王幕府文士所作的启文在南朝各体文章逐渐骈化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