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马黄河的契丹，为什么会答应澶渊之盟？因为它的处境比北宋更差
契丹“兴师寻盟”一说，出自宋朝使臣曹利用之口。与其说寻盟是契丹的目的，不如说是曹利用为契丹找的托词。但是，和谈却是对契丹最好的选择，而且一直也是契丹萧太后的决策选项之一。
个中原因就是：契丹的处境比北宋更窘迫。
北宋的处境，一个是河北边患，即契丹；一个是西北边患，即党项。第三个是契丹兵临澶州导致的文臣纷争。文臣纷争，虽不严重却极复杂。文臣里有主战派和主和派。而主和派里面还要细分，吴人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蜀人陈尧叟主张迁都成都。所以，宋真宗避战迁都，将会比北上硬刚更纠结。
所以，当此之时，宋真宗力主议和，并非全是因为性格柔弱。形势比人强。此时形势，不允许北宋过分要强。
而契丹呢？
自后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契丹的攻击锐度远逊于公元947年灭国后晋之时。赵匡胤三伐北汉，契丹只是出兵助战。但到此为止，助战成功之后，契丹不会进攻北宋。即便赵匡胤在第三次征北汉时去世，契丹也没有向中原扩大战果。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国北汉。而契丹在遭遇石岭关之败后，便再无作为。随即，北宋发动了第一次幽州之战。战后，契丹疯狂反攻。但是，公元986年，北宋发动了第二次幽州之战。战后，契丹再次疯狂反攻。北宋是举国进攻，而契丹只是反攻。战场形势、孰强孰弱，自见分晓。
景德之战，是公元947年之后，契丹铁骑第一次饮马黄河。但是，此时的契丹处境一点儿也不比北宋更好。
首先是松散的内部治理。
辽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上京临潢府建于公元918年，是契丹人的总根据地。东京辽阳府，建于公元928年，主要统治渤海人；南京析津府，建于公元938年，主要统治中原汉人。而中京大定府，建于公元1007年，主要统治奚人；西京大同府，建于公元1044年，主要巩固山西和北方草原。辽五京并非唐朝的两京，不是皇帝和朝廷的五个办公地点，而是五个大型行政区域。其中奚和渤海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直到公元11世纪初，也就是澶渊之盟前后，才算正式纳入契丹的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在澶渊之盟钱，西京大同府和中京大定府这两个行政区域还没建立起来。
其次是紧张的外部关系。
契丹在东面，始终面临来自高丽的压力。澶渊之盟五年后，契丹兴兵四十万进攻高丽。高丽对于契丹，就相当于党项对于北宋。搞不定高丽，契丹的东面就一直紧张。契丹在西面，虽然与党项结盟，目的是一同对付北宋。但党项这个盟友并不稳定，一直在北宋与契丹之间骑墙观望。甚至，契丹还曾与党项人兵戎相见。而契丹东部的女真人也牵扯了大量精力。但是，因为契丹处于强势时期，所以这些关系还不紧迫，但并非不存在。
第三是失调的力量配比。
契丹军队的主力，主要由宫廷军和部族军构成。部族军充以边防，多为契丹以外的少数民族。宫廷军主要分布于十二大斡鲁朵，是大辽的中央禁军。历代契丹皇帝都要建立自己的斡鲁朵，死后便成为新皇帝的遗产，而新皇帝还要建立自己的斡鲁朵。于是，层层叠加，就有了十二大斡鲁朵。但，斡鲁朵与与北宋禁军完全不同。各个斡鲁朵，不仅是军队编制，而且还是生产、行政机构，拥有民户、奴隶以及领地。这就是契丹治下的藩镇。终辽一世，斡鲁朵拥护亲贵造反的事件，层出不穷。打仗依靠斡鲁朵，但越是打仗，斡鲁朵的实力就会越强。而因其独立的藩镇属性，所以力量越强也就越加难以控制。
这就是契丹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所以契丹的攻击锐度一直提升不上来。
举国征战的动静太大，上述问题就让这个选项变得不可能。长城以北奚人和渤海人只是臣服，尚未彻底制服，所以后方不稳。长城以南的汉人虽然成了新财源，但随时都有投降北宋的可能，所以前线猜疑。北部的女真人和东部的高丽人，始终与契丹纠缠不断，打不死也打不服，所以精力分散。
公元986年君子馆之战，北宋主力、刘廷让所部“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于是，契丹战神耶律休哥主张趁宋败绩、大举攻宋。而契丹萧太后却力主退兵。举国征战不可能组织，长途远征也就没必要组织。
远征北宋腹地、逐鹿黄河中原，就要打持久战。而这一点，契丹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同是不带粮草的野战骑兵，契丹完全没有女真的信心，能够一战破汴梁。即便深入中原得利，但得利最多的，一定是手握重兵的斡鲁朵和将军们，而不是上京的大辽朝廷。翰鲁朵和将军们，就是契丹的藩镇。契丹大辽不允许自己的“藩镇”强过自己，因为大唐就是前车之鉴。
公元998年，战神耶律休哥去世；公元999年，名将耶律斜轸去世。两大名将相继离世，而契丹却对北宋发起了疯狂进攻。原因就是契丹大辽的领导层发生了巨变，萧太后和韩德让成了一家独大的领导层。
这个新领导层，集中了契丹的全部权力，却也承担了契丹的全部问题。所以，此时进攻北宋，既是一场对外用兵，又是一场对内用威。对外的目的，是从北宋手中收回关南之地，对内的目的是宣示朝廷才是最强的翰鲁朵。
所以，景德、澶渊之战，契丹不能输。两次幽州之战，赵光义输了就输了，他还是皇帝。而如果萧太后和辽圣宗输了，那契丹大辽就可能易主。
人改变不了局面，而是局面改变人。雪崩爆发，不是因为有人在雪山上一夫高呼，而是因为雪山上堆积了足够的雪花。这一切都是局势使然。
与公元947年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契丹大军再一次饮马黄河、深入中原。他们的最初目的，当然是拿下瀛州和莫州的关南之地；而他们的进取目的，自然也不会拒绝过黄河、陷开封。但是，如果打不到开封、拿不下关南呢？
那就和谈。
契丹决策层并不拒绝和谈。契丹的人的战略处境，使自己不能拒绝和谈。而景德、澶渊之战的战场形势，更让和谈成为契丹人的最好选择。但，宋辽两军几十万人，已经在千里河北战场上生死鏖战。河北虽大，却容不下一张可以谈判的桌子。宋辽都想和谈，但和谈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