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为何平庸：制度性皇权压制了个人性皇权，无任性也无人性
开国皇帝，绝不平庸。平庸的，打不下江上、当不上皇上。但是，一切都要回归均值。
老子英雄儿好汉，未必如此；老子英雄儿混蛋，也未必如此。真实的结果，往往是老子英雄儿平庸。
这是宿命。
但是，皇帝的起点高。所以，别人奋斗几辈子都拿不到的成功，皇帝生下来就能获得。所以，处在皇帝这个位置上，再平庸的人也能干出点儿留于史册的事情。
晋惠帝司马衷，平庸到跌破智商下限。“何不食肉糜”和“官私蛤蟆”，都是这位弱智皇帝给我们贡献的典故。
即便如此，晋惠帝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灿烂，如“嵇侍中血”。
公元304年，晋惠帝被司马颖的叛军残酷追杀。百官和侍卫纷纷逃亡，唯有侍中嵇绍挺身而出、保卫天子。兵败之后，叛军要杀死侍中嵇绍。司马衷竟勇气十足地对叛军说：他是忠臣，不要杀他。但是，叛军还是把侍中嵇绍当场砍死，鲜血溅到了司马衷的皇袍上。傻皇帝并不无情，为忠臣嵇绍之死哀痛悲叹。战事平息之后，左右是从要洗去御衣上的鲜血，而司马衷却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
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危难显忠臣，这是情怀；嵇侍中之血，这是悲壮。
司马衷是平庸之人吗？是。而“嵇侍中血”，难道不伟大吗？伟大。平庸之人，为什么能干出伟大之事？因为他是皇帝。
因此，有的时候，能力不重要、位置才重要；皇帝的位置，注定了不平凡。
然后，具体说下明朝皇帝。这个朝代的皇帝，太奇葩，却只是平庸的奇葩。
蟋蟀皇帝朱瞻基、俘虏皇帝朱祁镇、求仙皇帝朱厚熜、懒惰皇帝朱翊钧、木匠皇帝朱由校，还有情商低到培养不出奸臣的皇帝朱由检。这就是明朝皇帝。
明朝皇帝搞出来的新闻，说不上惊天动体，却也趣味横生。但是，给明朝皇帝打上种种标签之后，我们的认识也就简单、片面和单调了。
世界是具体的、人是丰富的。
听到一句“何不食肉糜”，然后一棍子就把晋惠帝打成白痴了。但是，他也有“嵇侍中血”的的情义。傻是傻，但傻皇帝知道谁是忠臣，这是明；不洗“嵇侍中血”，这是情。
晋惠帝是如此，明朝皇帝也是如此。
蟋蟀皇帝朱瞻基，不是从登基开始就斗蟋蟀，然后一直斗到死。
斗蟋蟀这件事，正史里没有，主要是野史再讲。所以，可信度大大存疑。
在朱瞻基时代，明朝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大明朝最好的时期。
这一点最为难得。因为明朝皇帝跟大臣的关系一直不好。
而宣德治世，就是在朱瞻基时期出现的。朱瞻基最大的过错，可能是他死得太早，38岁就没了。如果能多活几年，这位皇帝的成就，或许不可限量。
朱瞻基是如此，其他皇帝也是如此。只要触摸到具体、观察得丰富，就会发现明朝皇帝也非仅仅一个平庸便能盖棺定论的。
不想具体，也不谈丰富，我就谈感觉。明朝皇帝，确实没有什么秦皇汉武的狠角色。简单说，明朝皇帝的人生都不够传奇、也不够伟大。这个感觉，就不能有吗？当然可以有，而且感觉很对。
不跟秦皇比，因为人家秦始皇是开国之君（实际上也勉强，因为始皇帝是“奋六世之余烈”的）。但可以跟汉武、唐宗比，还可以跟汉宣、唐宪比。历代皇帝中，总能找到一些不平庸、很传奇甚至壮怀激烈的角色。他们就像平静河流的一时汹涌，让朝代有了生气、让自己有了戏份。但是，明朝的河流，好像一直很平静。
明朝皇帝就没有传奇吗？也有。比如俘虏皇帝的明英宗。
被俘虏了，还被放回来了；被放回来，还能“努力奋斗”，后来还能接着当皇帝。这绝对够传奇了，完全能做穿越小说的桥段。但是，这个传奇太窝囊。
而明英宗之后，也就那么回事了。求仙的、睡觉的，奇葩是奇葩，却奇葩得平庸。
如果“明朝皇帝平庸”这个感觉对，那平庸的原因是什么呢？
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历史上看：自隋唐以后，中原王朝的皇帝，一直向着平庸的格调大踏步前进。
隋朝的个性皇帝，是杨广。开大运河、建东都洛阳、巡游天下、百万战甲征高丽，随便拿出一件，都能让后世皇帝自愧不如。
唐朝的个性皇帝，是李世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胸襟，谁能比得了？元清等塞北胡人皇帝，也没有这种气魄。
但是，之后呢？
越到后来，这种个性皇帝就越少。
宋朝的个性皇帝，宋神宗勉强算一个。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堪称一个穿越的存在。就是这种奇葩宰相，宋神宗却竟然敢用。所以，宋神宗必须是有个性的皇帝。
再之后呢？是玩石头的宋徽宗，奇葩到劳民伤财，却也奇葩得平庸，而靖康之耻后，则奇葩得凄惨。
跳过元朝，直接到明朝。明朝有一个礼俗改制的过程。
自洪武元年，诏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国所自有之复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于此。
所以，明朝讲正统承接的话，应该承接到唐宋一脉，跟元、金撇开了关系。
既然承接了唐宋一脉，那么宋朝的逻辑，在明朝也能适用。宋朝皇帝已经越来越平庸了，而明朝皇帝则只能向着平庸一往无前。
因为一切都是来自传承。
所以，不是明朝皇帝平庸了，而是自隋唐以后，中原王朝的皇帝一直在平庸。不平庸就奇葩。但是，再奇葩，也比不及杨广惊天动地，更不如李世民志存高远。
那原因是什么呢？
宋神宗年间，陕西用兵失利。于是，神宗震怒，要处决一名漕运官，直接下了杀人的圣旨。圣旨从宫中传给宰相，让宰相下令有司衙门赶紧执行。但是，宰相蔡确直接来了一个圣旨不出大庆殿。
第二天，宋神宗就问宰相蔡确：此人何疑？意思是说：漕运官办事不利、导致前方战败，难道冤枉他了吗？宰相蔡确说：没有冤枉，就该他负责，但问题是祖宗之法不杀士大夫，皇帝您也要守祖宗之法。
宋神宗生气了，但不敢违拗祖宗之法，于是要把这个漕运官刺面发配。这时候，副宰相章惇站出来了：你这么干，还不如杀了他，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于是，宋神宗生气了，而后果却不严重。他只是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闪耀人性光芒的话：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然后呢？然后，副宰相章惇当场怼皇帝：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透过这件事，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如果宋朝皇帝都这幅惨德行了，那他们还能有什么个性？
如果是汉武帝，他可能这么窝囊吗？不说一般官员，就说武帝朝的丞相，一个个都被汉武帝整得生不如死。唐朝李世民，则更厉害。别说大臣了，李世民能把他老爹逼得去做太上皇。
宋朝皇帝窝囊、弱势，汉唐皇帝生猛、强横。这个人是没错吧？
但是，唐朝皇帝是被宦官、藩镇掀了桌子，最后被自己人弄死了。而弱爆了的宋朝皇帝呢？两宋末代皇帝，不仅没被自己人掀了桌子，而且到死都有一批忠肝义胆之臣。
这是什么原因？
分离是一种智慧。
一个坚硬的概念，需要用打比方的手段把它敲碎，然后汲取其中的营养。同时，还需要用分离的手段把它巧妙分解。
皇帝，就是这种坚硬的概念。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拆解手术，从中分离出二元一体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制度性皇权、一个是个人性皇权。
制度性皇权，是一种官僚体系维护并借助官僚体系表达的皇帝权力。
简单比方：宋神宗要杀人，但不是他自己拿刀去杀人，而是发一道圣旨给宰相；宰相根据圣旨，发命令给有司衙门，主要是刑部；刑部接到命令后，开始走司法流程，等走完司法流程之后，杀人这件事才能完成。
这是制度性皇权的实现方式，它一定不能迈过官僚集团和官僚体系。
个人性皇权，是皇帝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去主动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
简单比方：宋神宗看谁不顺眼了，然后就命令左右侍卫：你们把他砍死；于是，左右侍卫立即动手砍人，把人砍死了。这个过程和结果，跟官僚集团和官僚体系，就没一毛钱关系了，纯粹是皇帝在任性。
隋唐以前是南北朝，在南北朝，这种任性皇帝特别多。而北齐尤其盛产任性的禽兽皇帝。
齐后主高纬时期，“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犬马斗鸡，这种“皇家宠物”，都能封到开府一级。这是什么鬼操作？通过官僚制表达的皇权，绝对干不出这种事。这些只能是个人性皇权才能任性胡为。
唐宋以后的，主要是到了宋朝，制度性皇权开始彻底碾压个人性皇权。
于是，像北齐那种禽兽皇帝，就再也别想出来了。因为宋朝已经把官僚制玩到了内卷的程度。
在宋朝，你都不能说有地方官，因为大家全是中央官，即朝廷命官。宋朝官员，是一人三个身份，分别是官、职、差遣。官，相当于今天的职称级别；职，相当于一种荣誉性头衔；差遣，才是实际担任的职务。
比如，苏轼中了进士之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其中的大理评事是官，凤翔府签判是差遣。因为初入官场，所以苏轼还没有职，即荣誉性头衔。凤翔府签判是差遣，也就是苏轼实际担任的职务。
单看这个任命，苏轼应该是中央官，大理寺是中央机构；但是，苏轼这个中央官却不在大理寺干活，而是要到凤翔府当秘书长，即凤翔府签判。
这个官职差遣的系统，够复杂吧。这就是复杂到内卷。而内卷有什么好处呢？
宋朝彻底取消了地方官，全是中央官到地方任职，而且还要严格遵循三年一换的流官设计。于是，别管你是管一个府还是掌一支军队，统统别想造反。而这就是好处。
所以，宋朝的制度性皇权，特别强。
但，制度性皇权，跟个人性皇权，一定是矛盾的。
皇帝任性，就一定要肆意张扬个人性皇权，而这种肆意彰显则必然破坏和瓦解制度性皇权。官僚强势，就一定要实现制度性皇权，而这种实现则必然弱化和限制个人性皇权。皇帝随便任性，制度性皇权从顶层、从根子上，就站不牢。
历史不是循环，而是沿着某一路径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往往都是一种进步。因为不进步、就不适应，不适应、就被淘汰，适者才能生存。
发展的结果，就是宋以后的中原王朝，实现了制度性皇权碾压个人性皇权。这时候，皇帝想任性，几乎不可能，官僚集团不答应、制度性皇权不配合。所以，宋朝皇帝虽然很窝囊、很弱势，但这种窝囊和弱势仅是个人性皇权。而宋朝皇帝的制度性皇权，却要多强有多强。
制度性皇权碾压个人性皇权，这是向前发展的趋势。但这个趋势，被不讲武德的蒙元帝国给中断了一波。元朝为什么那么快就亡国了？大元皇帝太任性、太生猛，直接干废了制度性皇权。
个人性皇权被削弱，皇帝只是无法快意，但皇帝死不了，因为王朝生强健。而制度性皇权被干废，皇帝或许能够任性，但国家受不了，所以皇帝只是垂死快活。
虽然明朝的制度性皇权比不上宋朝，但绝对比元朝要强。所以，明朝也是一个制度性皇权碾压个人性皇权的时代。
明朝皇帝想任性，怎们办？你想想宋神宗就行了：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然后呢？他们去求仙、去睡觉、去做木匠了。最后，也就只能平庸。
制度性皇权，不是绝对真理和绝对正确。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不折腾，坏处也是不折腾。
官僚制低头走流程、认制度不认人，制度性皇权会成为没了人性的机器。这时候，王朝也会出问题。宋明后期，国政僵化生硬、外交昏招迭出，就是因为制度性皇权机器化了、体制化了。这时候，就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而新鲜的血液，只能是人的思想和人性的活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制度性皇权需要人性注入灵魂。
中原和草原陷入了僵局，你怎么才能打破呢？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就打破了。所以，大唐皇帝是天可汗，大唐帝国万国来朝。
然而，宋明以来，却几乎不可能。因为制度性皇权太强，只能等待战争来瓦解。明朝皇帝可能有汉武唐宗之类的狠角色，但面对强悍的制度性皇权及背后的官僚集团，他们统统无计可施，结果都只能平庸。
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你会发现清朝皇帝也在平庸化。开始，借助八旗部族的支持，清朝皇帝可以各种任性、各种活泼。但是，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时候，清朝也体制化了、清朝的皇帝也更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