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真是武惠妃炮制的冤案？一个意外发现的证据表明：太子作死
李瑛不敢怠慢，立即叫上五弟鄂王李瑶、八弟光王李琚，以及大舅哥薛锈，四人身披铠甲，手执利刃火速入宫救驾。
等他们闯进武惠妃的宫殿时，却没有看见一个盗贼，迎接他们的是武惠妃的阴笑和父皇唐玄宗的一脸怒容。
“逆子！”唐玄宗举起颤抖的右手，“惠妃娘娘说你们谋反朕还不信，没想到你们真的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四人连呼冤枉，怎奈唐玄宗早就被武惠妃的迷魂汤灌晕了，他不顾张九龄的劝阻，宣布将李瑛、李瑶、李琚一起废为庶人，不久又将三人处死。
这就是著名的“一日杀三子”事件，亦称“三庶人”事件。
看到这儿，估计您一定会大骂唐玄宗“昏庸”：武惠妃和李瑛四人究竟是谁撒谎，有这么难辨别吗？怎么不经审问就听信了一个女人的谗言？过去那个英明神武的李隆基哪里去了？
您问得好，问到根子上了，唐玄宗不是个糊涂蛋，我们都能想到的事，他怎么可能想不到？这已经不是“昏庸”，而是“弱智”了，所以其中必有蹊跷。
其实这段记载的漏洞远不止这一个，比如“带甲入宫”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吗？
首先，不经诏书同意，“带甲入宫”就是谋反，李瑛他们不会不知道，怎么可能冒冒失失地做出这种事？
其次，武惠妃跟他们是死敌，李瑛怎么可能轻信武惠妃的话？即便相信了，又怎么可能出手相救？要是我就会选择作壁上观，最好她能被盗贼弄死，还省事了。
其三，宫禁森严，李瑛他们是如何避开检查，堂而皇之地进入宫中的？羽林军是吃干饭的？
其四，盗贼能围困宫殿，说明人数很多，连羽林卫都难以对付。那么就凭他们四个人能干啥？送死去吗？要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向宰相们求助。
因此，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虽然见载于正史《新唐书》，但可信度不大。
请您先别急于喷我“妄自尊大，否定历史”，事实上，比“新唐书”更早的《旧唐书》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记载，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没有记录此事。
按照《旧唐书》的记载，李瑛兄弟的死跟一个人有关——驸马都尉杨洄。
杨洄是唐中宗李显的外孙，娶了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为妻，而咸宜公主的生母正是武惠妃。
也就是说，武惠妃是杨洄的“亲丈母娘”。因此杨洄一直以武惠妃的马首是瞻，试图帮丈母娘达成心愿。
武惠妃的心愿路人皆知——让自己的儿子取代李瑛当太子。
于是杨洄广布耳目，四处刺探李瑛的短处。还别说，杨洄的效率挺高，他发现“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
原来，太子李瑛的生母赵丽妃、鄂王李瑶的生母皇甫德仪、光王的生母刘才人，早先都曾经得到唐玄宗的宠爱，后来由于武惠妃的得宠，三人都成了昨日黄花，失宠了。
于是哥仨有了共同的话题：骂天骂地骂武惠妃。
接到女婿的奏报，武惠妃使出女人的看家本领，她向唐玄宗添油加醋地哭诉：“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
这话确实有点恶毒，她把哥仨不满之语说成斥责皇帝，把他们的发泄行为上升到“结党”。但你不得不承认，武惠妃的这个把柄抓得也很实，定性是否过度完全取决于唐玄宗的心态。
这种事放在任何一个皇帝身上都很难接受，或者说放在任何一个父亲身上都很容易上头。哪个当爹的愿意被儿子指责？哪个皇帝愿意看到臣子们抱团对付自己？
因此唐玄宗很愤怒，就对宰相张九龄说出了心里话：我想办了这三个逆子。
张九龄坚决反对，他以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害死太子申生，引发晋国几十年动乱，以及汉武帝宠信蒋充，引发巫蛊之祸的教训，打消了唐玄宗的念头。
然而，唐玄宗是口服心不服，心中的那根刺始终没有拔除。武惠妃也不甘心就此作罢，她曾经派人向张九龄示好：
“武贵妃离间储君，将立其子，使中谒者私于公曰：‘若有废也，必将兴焉。’公遂叱之曰：‘宫闱之言，何得辄出’。”
加码都开出了，干掉太子，我儿子就是新太子，你就是功臣。没想到张九龄不吃这一套，将武惠妃的说客骂走了。
张九龄不接招，有人愿意——李林甫。于是武惠妃与李林甫内外勾结，成功地让李林甫取代了张九龄。
完成这关键的一环后，杨洄二次出马：李瑛三兄弟与薛锈“常构异谋”。
于是枕头风再次劲吹，唐玄宗心中的那根刺发作了，他召来李林甫，提出了老话题：我想办了这三个逆子。
李林甫的回答是：这是陛下的家事，臣不该掺和，您想怎么办都正确。
啥叫“不掺和”？那不就是支持皇帝的意见嘛？李林甫的潜台词就是：您放心大胆地干，外朝如果有人反对，我来搞定。
自古废黜太子，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外朝势力的反对，如今有李林甫替唐玄宗挡箭，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于是“一日杀三子”事件爆发了。
不过，《旧唐书》这么讲故事，依然有一种“证据不充分”的感觉，比如杨洄所谓的“异谋”究竟是什么？总不能毫无证据，仅凭这两个字就轻易废了太子吧？
估计《新唐书》为了打这个补丁，才编撰了“带甲入宫”的故事。打了这个补丁，虽然逻辑上更通顺了一些，但事实上又暴露出更多的漏洞。
所以，无论《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对这个事件不能“自圆其说”，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唐玄宗做出连杀三个儿子的狠毒之举呢？
我在正史中苦苦搜索无果，却偶然在张九龄的神道碑中找到了答案：
“范阳节度颍王沄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领，上乃震怒，谓其不臣，顾问于公。公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况元良国本，岂可动？’上因涕泣，遂寝其奏。”
“颍王沄”是指唐玄宗的第十三子李沄（后改名为李璬），生母高才人。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沄向唐玄宗报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太子向他索要兵甲二千副。
兵甲属于武器，私人是不允许拥有的，而太子竟然一下子要这么多，这说明李瑛已经有了相应数量的秘密武装。用脚后跟想，都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当时唐玄宗正在东寻洛阳，李瑛的计划应该是：趁皇帝不在长安发动兵变，杀掉武惠妃母子，甚至不排除直接逼父亲禅位的可能性。
这种事在大唐可以说是演烂了的剧本，光是神龙元年至先天二年的七年间，就上演了四次，其中两次是由唐玄宗主导的。
李瑛为何找李沄呢？理由很粗暴，因为李沄的母亲高才人跟他的母亲一样，都是被遗弃的昨日黄花，是可以争取的战友。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高才人很智慧，她不是没有升迁的机会，而是数次主动拒绝升迁，目的就是不想成为别人的靶子。而李沄深得母亲的做人智慧，也是个极聪明的人，除了父皇他不依附任何一个人
于是，唐玄宗震怒，产生了废除太子的想法，并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张九龄。
张九龄认为太子是“国本”，不可轻动， “儿子调皮，私下动用了父亲的兵，照屁股抽一顿就行了”。
“子弄父兵，罪当笞”，这七个字很有名，它的原创人是汉武帝朝的丞相田千秋。
当年“巫蛊之祸”爆发，太子刘据举兵失败后逃亡，田千秋为了平息事件，故意举重若轻，将太子“举兵谋反”这件国之大事，说成“儿子调皮不懂事”这种无足轻重的家事。
果然，汉武帝有所醒悟，但却没有及时按照田千秋的意思去办，结果导致太子惨死。
张九龄借用田千秋的话，就是提醒唐玄宗，太子未必真的是谋反，同时也告诫唐玄宗，一旦弄成父子相残，于国家、于您个人都是最糟糕的结果。
唐玄宗哭了，他痛心疾首，只好将李沄的奏章秘藏起来。为了达到警戒的效果，他又找了个借口将薛愿流放到海南。薛愿是薛锈的哥哥，也是这次事件的参与人之一。
张九龄反对废黜李瑛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一旦李瑛被废，一定会改立武惠妃的儿子李瑁，而武惠妃也会顺理成章地当上皇后。这个结果是张九龄无法接受的，这也给他被罢相埋下了伏笔。
遗憾的是，薛愿的被流放没有敲醒李瑛，反而让哥仨更加猖狂，他们再次密谋更大的行动。
从《废皇太子瑛为庶人制》中痛骂薛锈“离间骨肉，惑乱君亲，潜通宫禁，引进朋党……险薄之行，遂成门风”来看，这一次薛锈是主谋。
薛锈既是太子李瑛的大舅哥，也是唐玄宗的女婿，却一再挑起事端，因此唐玄宗终于忍无可忍，将他与李瑛兄弟一起处死了。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再简单回顾一下如下：
由于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被武惠妃抢走了宠爱，李瑛、李瑶、李琚哥仨很不满，尤其是李瑛，他的太子之位还受到了李瑁的威胁。于是兄弟三人经常聚在一起发牢骚，还发誓要杀了武惠妃母子。
这件事被杨洄报告给武惠妃，于是武惠妃向唐玄宗哭诉，唐玄宗由此对太子等人产生不满。
不久，李沄状告李瑛向他索要兵甲。唐玄宗勃然大怒，产生了废黜太子的想法。怎奈张九龄反对，唐玄宗只好举重若轻，仅仅处罚了薛愿。
但李瑛他们并未收敛，在薛锈的策划下他们反而加快了行动步伐。结果再次被杨洄刺探得知了他们的阴谋，于是在李林甫的支持下，唐玄宗决定痛下杀手。
至于《新唐书》中描写的“带甲入宫”，我个人认为要么是子虚乌有，要么正如武惠妃所言，它就是李瑛四人的一次兵变行动。只是《新唐书》站在武惠妃的对立面，故意将它描述成了武惠妃的阴谋。
我站在客观的立场还原了这段历史，虽然我也不喜欢武惠妃，也为李瑛的死感到遗憾，但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李瑛有责任，他确实做出了找死的行为。
一场父子相残的悲剧，说起来都是受害人，您说到底该怪谁呢？反正我忍不住想对唐玄宗暴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