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年间，大唐与南诏之战两次败北，是否开启了安禄山的不臣之心
十载四月, 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讨云南, 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沪州。官军大败, 死于沪水者不可胜数。
十三载六月, 侍御史、剑南留后李泌率兵击云南蛮于西洱河…… 为阁罗凤所擒, 举军皆没。
对于大唐为啥要打南诏，咱们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在大唐建国之时，高原之上谜一般崛起了一个战斗力爆表的政权——吐蕃，李世民坐镇的初唐时期，双方短暂接触、武力交流了一番，便立即探出了彼此的底细——不好惹。
随后，文成公主的下嫁，大唐、吐蕃之间的关系一度缓和，但两者之间的区域竞争却从未停歇过，毕竟安西都护府这个地方对于大唐和吐蕃来说，都是不能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纵观整个大唐，即便大唐武力超凡，灭高句丽、吐谷浑、东突厥，吊打契丹、薛延陀，然而对于吐蕃来讲，始终互有胜负。
既然战术上征服不了对方，那就从战略高度上来布局，到了唐玄宗时期，大唐扶持西南面六诏中的南诏，培养出一个区域强盛的政权，作为辅助小弟，拉着南诏一起对付吐蕃。
然而，崛起后的南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现状，他对打手这个角色，非常不满，毕竟自己虽然是小弟，小弟也是有追求的呀。
因此，这个想要积极进步的小弟便和先前的大哥——大唐，开始变得貌合神离起来，双方的互相猜忌、提防，逐渐演变成了剑拔弩张、最终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
天宝年间的两次战争，大唐原本仗着国力强盛，痛殴一把南诏这个不听话的小弟，然而没想到，两次南征，不仅劳民伤财，还落得个全军覆没、铩羽而归的下场。
战败的结局，使得唐朝方面元气大伤，而就在天宝十三载最后一次南征败北之后一年，天宝十四载，渔阳鼙鼓动地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起了反旗，也拉开了那场动摇大唐根基的大叛乱——安史之乱。
有鉴于两者之间间隔时间之短，很多人觉得，天宝年间的两次南征败北，元气大伤的大唐，最终开启了范阳那批野心家们的觊觎之心。
那么安史之乱到底是不是源自于天宝之战的败北呢？
其实在杜佑的《通典·兵典序》当中，有过这么一个观点，比较客观：
禄山称兵内侮, 未必素蓄凶谋。
通俗的讲就是，造反这件事，不一定就是安禄山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人家造反，其实也是被时局所逼，没办法，毕竟都想活嘛。
那么安禄山造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咱们一起看看，他的作乱，究竟跟天宝之战有没有太多的关系？
从开元后期开始，唐朝内部的矛盾，便主要体现在皇帝与太子，宰臣与太子、宰臣与宰臣之间。
开元二十五年，太子李瑛被废，支持太子的张九龄等人相继被罢相，李林甫成为了掌控中枢之人。
而随后，随着被高力士等人推荐的李亨被封太子，朝廷内部的争斗，便始终在皇太子李亨和李林甫之间进行着激烈博弈。
唐玄宗则在两者之间的冲突之间，左右调和，稳坐皇位十余年。
而随着李林甫与皇太子，皇帝与皇太子之间的势力制衡发展，皇宫内的角力最终将各地藩镇大佬们，纷纷拉下了场。
藩镇制度下的节度使们，一方面是朝廷的臣子，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影响朝廷内部力量，此消彼长的重要因素。
针对与皇太子关系密切的西北军镇，唐玄宗一方面对其打压控制，另一方面大力拉拢、培养安禄山等人，以范阳、平卢制衡西北藩镇。
唐玄宗以优容来换取安禄山的忠诚，他觉得自己对安禄山已经够好了，安禄山必定不可能反。
“朕推赤心待之，禄山必无异志。”
或许当时的安禄山，确实没有太多的想法，毕竟朝廷里面，有靠山，咱怕啥。
但随着杨国忠的上位，最终一切都变了。杨国忠上来之后，就发现，安禄山这边自己搞不定，此时的杨国忠已经顾不上去制衡皇太子了。
为了达到平衡，杨国忠开始打造以陇右、河西、北庭、安西、剑南等节镇来制衡平卢、范阳、河东、朔方藩镇的局面。
西北节镇和东北节镇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却依然保持着先前的节奏，将主要矛盾放在自己与皇太子之间，不相信太子、杨国忠等人的奏告，最终使得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天宝十三载十一月, 杨国忠奏贬吉温; 十四载四月, 杨国忠日夜搜求安禄山阴谋事, 围抄安禄山在京邸第, 捕杀其门客李绍、安岱等。
双方的矛盾，最终激化，安禄山也被逼上了不得不反的地步。
综上可知，安史之乱其实与天宝之战，并无太大的关系，天宝之乱虽然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但真正导致安史之乱的，其实是朝廷一直以来的权力争斗。
不管有没有两次南征，也不管天宝之战最终的结局如何，安史之乱，其实最终也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