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即位后，为何无法延续仁宣之治？
笔者是不大喜欢看非正史的历史宫廷剧的，《大明风华》也象征性地看了一两集，所以关于剧情方面实在插不上话。不过，对于“仁宣之治”，大致还是有一些看法的。
仁宗、宣宗即位后，尤其是宣宗特别重视恢复经济，减免赋税，减少劳民之举。对于百姓来讲，“仁宣之治”是一个较为辉煌的时代。但是这种辉煌并没有持续下去，只有短短的十年，并且在这十年之中，许多弊端已经逐渐暴露了出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英宗不可能持续“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完全是仁、宣二帝个人的政绩。我们知道，朱元璋统治的后期，明代社会就已经从明初的战争状态逐步转入到和平状态。建文帝即位后，更是迫切希望以文治国，只不过朱棣夺位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战，如北征、远航、迁都等等。
尽管朱棣暂时打乱了和平发展的这个势头，但并不能改变明代和平发展的整体趋势。因此，仁、宣二帝不过是顺应时代潮流，他们的政策和作为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种趋势。
所以，仁宣之治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换句话说，如果宣宗享年更久，在位更长，他久经考验的辅政集团仍在，国家和社会就不会出现较大的动乱。但现实是宣宗一死，八岁的英宗即位，他最信任和倚重的太监王振自然而然地替他掌权，某种程度而言他就是代理皇帝。
英宗、王振和仁、宣二帝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政治理念和追求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前者没有后者的曲折经历和政治责任心，与辅政集团的几位老臣也没什么特殊的感情。因此，英宗、王振不可能我完全继承仁、宣二帝的政策，让“仁宣之治”得以持续。
其二，宣德后期也存在种种弊端
宣德后期，仁宣之治的政策仍然在持续进行，但执行的力度却越来越有限。此外，宣宗也有其个人的局限性，他本人较为贪图享乐，各种社会弊端逐渐加重，主要有几个突出的表现：
1，宦官的权力不断提升。一是宣宗身边的高级宦官拥有对武将的监督权，即担任边地镇守太监；二是火器部队的控制权，即掌管火器营；三是部分出征和留守部队的领导权，即与武将及部分文臣分享对军队的控制权；四是临时居守京师的部分行政权，即有权和文武重臣共同处理皇帝离京期间的政务。
从上面的几点可以看出，前三种权力都是高级监察官员和武将的，不过是宣宗从武将手里拿出来，转交给信任的宦官的。第四种权力虽然是临时性的，但同前三种权力相比，却是范围最大、级别最高的权力。宦官权力的增加，至少说明宣宗当政时期设法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说白了，就是宣宗加强了皇权。
2，朝廷买办和征收消费品大量增加，对民间骚扰严重。宣宗由于喜欢工艺品，对书画、瓷器等需求很大，因此令太监到各地采买，增加民众的负担。再者，宣宗又喜欢促织（即斗蟋蟀），江南一带进贡成风，导致民众苦不堪言。至于百姓赋税和徭役方面，虽然朝廷多次下令减免，但收效不大。
3，沉重的赋税、劳役负担迫使大量百姓逃亡。宣德时期，离开土地逃亡的流民多达数十万人，几乎遍及各省。中下级官吏为了如数上缴赋税，只好将逃亡百姓的份额转嫁给未逃亡的百姓身上，结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那些逃亡的百姓得不到安置，生活困苦。
尽管朝廷多次下令让流民回到原籍，但收获甚微，后来放宽政策，只要回到原籍除了免除拖欠的全部赋税外，另外再免除一年的差役。可是这个政策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制止逃亡，反而奖励、纵容了逃亡。这样一来，流民越来越多，逃亡的现象更加严重了。
4，货币流通已陷入混乱。金银逐渐成为市场通行的货币，但却不是政府规定的法定货币，因此当时虽然折收金银和收钞两种方式进行，但朝廷仍然试图维护钞法，这种努力反过来又加重了货币流通的混乱。
事实上，仁宣之治并非像后世所说的那样美好，至少在宣德后期，整个社会已经处在较沉重的压力之下。社会矛盾、体制专制、宫廷财政膨胀这一系列问题都足以说明，仁宣之治都不能长期维持。
后世之所以对仁宣之治评价较高，主要是仁、宣二帝正好夹在两个较为动荡的时代中间，又是相对稳定的十年。再加上在当时的专制体制下，出一个好皇帝实在不容易，因而短暂十年的“仁宣之治”才更让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