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凡

朱凡（1909－－1987），原名朱宗仁，又名朱一苇、朱石清、笔名阿累，江苏涟水县河网乡潘刘村人，为朱际云长子。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熟练掌握英、日两门外语。是作家、文艺评论家，又是人民教育家，曾先后三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

基本资料

中文名：原名朱宗仁，又名朱凡榕、朱一苇、朱凡

别名：阿累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09年1月

逝世日期：1987年

职业：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

毕业院校：上海艺术大学

代表作品：《一面》

阿累人物生平

阿累，原名朱宗仁。1909年1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王集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朱同寿，光绪丙子科举人，选授靖江县训导。父亲朱际云，清廪贡生，对地方教育事业有很大建树。

阿累从县立小学毕业后，先后求学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上海立达学院、同文书院，1930年6月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

1931年“九一八”后，参加反帝大同盟。次年，参加“左翼剧联”。8月，受中共派遣考进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一个中午，阿累在内山书店偶然遇见鲁迅先生，这“一面”成了他一生中永恒的瞬间。

1933年，阿累因参加和领导卖票工人罢工而被捕，解往南京。1935年，由乡贤郑宾出面，请同乡、国民党要人顾祝同将阿累保释。后来阿累赴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尊孔学校教书，又因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出境。1936年8月阿累回到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同欧阳山主编《小说家》，和艾思奇办《大家看》、《少年丛书》，为徐迈进选编国内外短篇小说20余册。

1936年10月，文坛巨匠鲁迅逝世，阿累与巴金、靳以、黄源、陈白尘、以群等组成治丧办事处，参加筹备葬仪。他以“阿累”笔名，深情地写下纪念鲁迅的文章《一面》，又翻译了史沫特莱的《鲁迅是一把剑》。

皖南事变后，阿累到津浦路新四军二师所在地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后调任苏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江淮日报》主编，不久，调任淮海行署秘书长。1943年3月，调任涟水县县长，兼任敌工部长和涟水中学(当时叫淮海第一中学)校长。这时，他叫朱一苇。1945年5月，他南渡浙西，任天北专署专员。不久，他又回到苏南。他熟练掌握英语、日语，精通文学、历史、哲学。他是作家、革命家、教育家。不平凡的革命经历，练就了他的诙谐与乐观。

他的一只眼睛天生有些斜视，结发妻子后来离他而去，他乐呵呵地调侃道：“我看她比我眼力还差，看不出我今后要当官，她能享福。其实像我这样的眼睛，一点儿也不妨碍当官儿。”

1986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阿累以病重之躯写下文章《回忆与纪念》。1987年1月8日，他走完78岁的人生历程，在长沙病逝。

阿累个人作品

193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阿累于10月写了回忆性的文章《一面》，最初发表于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后被编入苏教版初一下学期、人教版六年级上学期的语文课本第19课中和七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本第二课中。

阿累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8月考进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举国上下，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鲁迅仅见过“一面”，但鲁迅的外貌和言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能从小见大，表现出鲁迅热爱劳动人民和关怀进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为青年一代，期望踏着鲁迅的足印继续前进。

文章内容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一块四。”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X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面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事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