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乐
刘崇乐(1901.09.20-1969.01.06)，男，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01年9月20日生于上海，1969年1月6日卒于北京，享年68岁。著名昆虫学家，为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基本资料
中文名：刘崇乐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01年9月20日
逝世日期：1969.01.06
主要成就：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
人物生平
1901年9月20日，刘崇乐出生于上海，祖籍福建省福州市。
1920年，刘崇乐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土学位（1922年）、博士学位（1926年）。
1926年，刘崇乐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创办附属昆虫研究所并任所长。
1926年返国后至解放前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学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昆明，并着手云南昆虫的研究。
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校返京。
1949年，刘崇乐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
1952年，刘崇乐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即昆虫研究所前身）。
1955年，刘崇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刘崇乐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
1969年1月6日，刘崇乐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主要成就
科研综述
1952年，美国在侵朝战争中悍然使用细菌武器，刘崇乐受命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前往中朝边境调查取证。他以精湛的学识和分折能力查获了美军撒播带菌昆虫，危害和平居民的种种罪行，向国际科学委员会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刘崇乐曾进行胡蜂科、瓢虫科、虎甲科、天幕毛虫、红蜘蛛及梨实蝇等分类区系及防治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专著四册、译著三册，并在国内倡导开展了昆虫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资源昆虫等领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各方公认的成就。
50年代起，刘崇乐院士立足于昆虫学基础知识的丰富积累，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在国内首倡资源昆虫学研究。他积极从事捕食性天敌昆虫的应用和开发研究；进行寄生蜂、寄生蝇的利用，为中国综合治理农业、林业和园艺害虫作出了贡献，是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
1955年以来，刘崇乐院士密切关注中国工业、国防的重要原料紫胶虫的研究。时值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获得紫胶来源十分困难。1955－1958年间，刘崇乐院士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中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为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56年，中苏科学院云南紫胶工作队改名为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除紫胶之外，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和资源。动物方面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上述调查获得了诸多新发现，证实了云南动物种类繁且区系复杂、资源丰富。“动物王国”之称誉被科学界确认，为云南建立专业性的动物学研究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准备。
刘崇乐是中国害虫生物防治研究的倡导者和先驱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了橘叶蛾的生物学、环境因子及寄生现象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他准备编纂世界性的研究天敌昆虫的文献目录，后因加拿大人汤姆孙的有关著作于1943年问世，他才放弃了这项工作。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仍继续致力于害虫的种类与防治的研究。他早年从事过中国膜翅目胡蜂总科昆虫分类工作和文献目录工作，后又从事文献资料比较多的鞘翅目瓢虫科昆虫的形态分类及生物学等诸方面的研究。他为中国瓢虫科昆虫系统分类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
刘崇乐还是中国资源昆虫学发展的提倡者和开创者。他将资源昆虫学的内涵大大拓宽，这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关于紫胶虫和紫胶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以他为首的科技人员，为中国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由于刘崇乐洞悉世界科技的发展状况和动态，赋有科学的预见性和创造性，因而他经常给青年们指出本学科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他所倡导的生物防除、资源昆虫、天敌昆虫、遗传基因、昆虫病原微生物等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都为日后的实践所证明其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刘崇乐自50年代起，就立足于昆虫学基础知识的丰富积累，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在国内首倡资源昆虫学研究。他积极从事捕食性天敌昆虫的应用和开发研究；进行寄生蜂、寄生蝇的利用，为中国综合治理农业、林业和园艺害虫作出了贡献，是中国利用天敌资源进行害虫生物防治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以来，他密切关注中国工业、国防的重要原料紫胶虫的研究。时值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紫胶来源十分困难。1955－1958年间，刘崇乐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中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为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56年，中苏科学院云南紫胶工作队改名为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除紫胶之外，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和资源。动物方面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上述调查获得了诸多新发现，证实了云南动物种类繁多且区系复杂、资源丰富。“动物王国”之称誉被科学界确认，为云南建立专业性的动物学研究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准备。
刘崇乐一生热爱昆虫学研究。早期以胡蜂科为主要对象，中后期侧重于瓢虫科和寄生蜂、寄蝇、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极有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自律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
学术论著
刘崇乐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
部分论著
刘崇乐．锚纹斑蝥之色型变异（英文）．动物学报，1936（0）：171—185．
刘崇乐．食菌瓢虫HalyziahauseriMader食量与生活史研究．昆虫学报，1950，1（1）：1—15．
刘崇乐，杨济焜（杨集昆），廖定熹．黑缘红瓢虫ChilocorusrubidusHopea.tristisFaldermann之外部形态（鞘翅目：瓢虫科）．昆虫学报，1950，1（2）：164—185．
刘崇乐，王平远．小麦上有几种红蜘蛛？．昆虫学报，1953（3）．
王平远，刘崇乐．棉红蜘蛛（TetranychusbimaculatusHarvey）研究初步报告：（一）寄主植物与预防蛛害的关系．昆虫学报，1953，2（4）：233—252．
М.Ф.柯瓦列娃，刘崇乐，关汉光．提高赤眼蜂（Trichogramma）防除农业害虫效率的方法．昆虫学报，1954，4（4）：447—458．
刘崇乐．积极益虫研究．科学通报，1956（12）：34—38，17．
刘崇乐．昆虫学报的第一个十年．昆虫学报，1960，10（1）：114—116．
刘崇乐，傅贻玲，陈泰鲁．粘虫黑卵蜂TelenomuscirphivorusLiu的生物学及田间散放．昆虫学报，1960，10（3）：283—288．
刘崇乐．中国瓢虫新种记述和关于瓢虫外生殖器的论述．昆虫学报，1962，11（3）：259—265．
刘崇乐，蔡剑萍，王金言，王金弟．白虫小茧蜂BracongreeniAshmead的生物学研究和林间寄主诱集试验结果．昆虫学报，1963，12（5—6）：523—537．
刘崇乐．崂山异色瓢虫的几个特点．昆虫学报，1963，12（5—6）：711—712．
刘崇乐．异色瓢虫重名变种在中国的分布．昆虫学报，1964，13（2）：295—296．
刘崇乐，傅贻玲．粘虫Pseudaletiaseparata（Walk.）血细胞的类型辨识和病态变化．昆虫学报，1964，13（4）：542—551．
刘崇乐．异色瓢虫重名变种在新疆的出现．昆虫学报，1965，14（1）：106．
刘崇乐．紫胶生产的意义和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刘崇乐，钦俊德，朱弘复编译．英汉昆虫学辞典．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刘崇乐等．苏芸金杆菌研究的五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刘崇乐．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五册：鞘翅目瓢虫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1955年，刘崇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社会任职
刘崇乐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英国皇家昆虫学会会员。
解放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系主任、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队长、云南动物研究所所长、云南分院副院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昆虫学报总编辑等职，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民盟中央委员。《昆虫学报》主编。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刘崇乐长期以来担任昆虫学报总编辑工作。
个人生活
刘崇乐在文革期间被横加诬陷打击，进行百般的凌辱和迫害，在长期的摧残下，久病不得医治。当时年近七旬的刘崇乐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
刘崇乐的妻子施慧元女士老年时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在美国康州美弗尔的一所养老院舒适渡过晚年生活时光。他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小儿子刘彭业不明不白从物理所大楼坠楼身亡。
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对共产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共产党新中国有好感。在决定是否留下来有点拿不定主意。刘伯母想起她的外甥何祚庥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的地下党员何祚庥当然劝他们留下来。而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这也就是为什么刘伯母后来在平反之际，六十多岁时只身一人到了美国，千辛万苦最后把她大儿子一家六口先后移民到了美国，她绝不再让她的儿孙再受到伤害。这是后话。
刘崇乐与蔡邦华院士是同行和好友，1953年蔡邦华从杭州浙江大学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以后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成动物研究所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1927年7月，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30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作者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壳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学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刘崇乐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而不像有些人在大跃进年代搞浮夸，瞎论证什么一亩地能产万斤粮之类；更不象当今中国有些人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
人物评价
刘崇乐培养了一批中国早期的昆虫学人才。刘崇乐院士一生热爱昆虫学研究。早期以胡蜂科为主要对象，中后期侧重于瓢虫科和寄生蜂、寄蝇、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极有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自律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在其一生的教育、科研生涯中，著述甚丰。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刘老学识渊博，中、英文字精炼，长期担任着《昆虫学报》的主编。他对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观点比较明确，自己虽长于昆虫分类学，但科研不限于此而能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引导青年人开拓新的领域。
刘崇乐院士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初，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广泛团结同仁，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言献策，身体力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飞机灭蝗、反细菌战、农林害虫防治、紫胶虫调查及资源开发系列工作中，以其深厚的学科知识为基础，出色地解决了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为科学界的理论联系实践做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敬仰。刘老光荣地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热心社会活动及公益事业。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他受到无情迫害，以重病之躯、未酬之志含冤离开了人世。
刘崇乐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对中国资源昆虫特别是紫胶虫的调查、研究、利用及扩大新产区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