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桥
鹿桥（1919-2002），著名华裔作家、学者，本名吴讷孙，1919年出生于北京，先后就学于西南联大及耶鲁大学，系美术史专业博士，以后就教于美国几所大学。著有《未央歌》（长篇小说）、《人子》（短篇小说集）、《忏情书》（早年作品集）、《市廛居》（近期作品及评论集）等文学作品。
基本资料
中文名：鹿桥
别名：吴讷孙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
逝世日期：2002年3月19日
职业：作家、学者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及耶鲁大学
代表作品：《未央歌》
简介
著有《未央歌》（长篇小说）、《人子》（短篇小说集）、《忏情书》（早年作品集）、《市廛居》（近期作品及评论集）等文学作品，其学术论文多以英文出版，部分译成其他文字，曾被列入美国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2002年3月19日因直肠癌逝世於波士顿,享年84岁。
长篇小说：《未央歌》
——写于40年代中期,出版于1959年。讲述西南联大的旧事，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将之与巴金的《人间三部曲》（即《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沈从文的《长河》、无名氏的《无名书》（即《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和《金色的蛇夜》）并称为抗日战争和战后期间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
1967年，《未央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一时风靡校园，学子争相购阅，洛阳纸贵；1988年，台湾著名校园歌手黄舒骏创作同名歌曲《未央歌》，随之传唱海峡两岸；著名导演李安执导《色，戒》，《未央歌》被指定为演员阅读书。《未央歌》以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和昆明的风光为小说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轻的大学生，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平静纯洁的象牙塔内，他们彼此引为至友、畏友，有爱有怨、有笑有泪，并交织发展出一段属于青春和校园的爱情故事。书中关于友谊的描述、爱情的铺陈，以及对校园精神的探讨，表现了一代年轻学子对真善美的追求与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在小说流传将近半个世纪，在台湾畅销四十余年之际，辗转回到故事的故乡，2008年1月，由黄山书社出版，算作一次真正的迟到。
吴讷孙，笔名鹿桥，英文名NelsonIkonWu(Ikon是他的小名音译)。是位左手写诗篇右手写论文的作家及学者，集理智研究与感性创作于一身。在西方艺文界，他是位知名的中国艺术史教授，名列美国名人录、世界名人录。曾得过傅尔布莱特和古根汉奖金的研究讲座学者荣誉（FulbrightandGuggenheimFellow），荣获爱德华·莫林可德优异校教授头衔，并以杰出特级终身教授头衔退休。一九九八年，华盛顿大学与圣路易美术馆联合成立“吴讷孙学术讲座”以表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华人文坛，他则是位以《未央歌》、《人子》等畅销书知名于世的作家。许多人认为《未央歌》的人物、情节脱离现实，然而《未央歌》里纯真善良，乐观自信，认为什么事都不难的人物对吴讷孙而言并非虚构。细品他的一生，吴讷孙本人活脱脱就是个从《未央歌》里走出来的角色。
生平
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吴讷孙出生于元明清故都，文化重镇的北平。早一个月，北平学生因抗议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决定把一次大战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因而掀起了五四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西方的多种政治哲学，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也纷纷在中国的知识界传播，是中国出现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这年十月，孙中山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这是波涛汹涌的一年。
吴讷孙祖籍福建福州（闽侯）。吴家为福州仕宦世族，诗礼传家，文风鼎盛，从乾隆至光绪百余年间出了十一位举人，三位进士。吴讷孙祖父吴弼昌（号讷瓶）为光绪乙丑科举人（一八八九），曾任山东潍县县令，讷孙之名即由祖父名号而来——讷瓶之孙。父吴蔼宸行三，旧体诗做得很好。北京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精通外文。虽然学的是矿科，但是身处动荡时局，未能学以致用，几番被政府派去办外交。一九三零年代末期曾派驻布拉哥，海参崴等地为总领事，一九六五年八月在北京逝世。吴蔼宸生了子女九人，但只有三男三女长大成人。讷孙行二，兄威孙，弟哲孙，二姐为画家吴咏香。
一如传统簪缨门第，吴家重视子弟教育，从小请了名师宿儒来家塾教孩子中国古籍。父母家教亦甚严，吃饭时要求碗里一粒米都不剩（《市廛居》P.142），因此虽然身处新旧交替，西风东渐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时代，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吴讷孙熏陶出他根柢深厚的人文素养及传统农家节俭情操。虽说自廿六岁赴美读书起在美国住了50余年，他一直保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情操与习性。
一九二六年吴讷孙六岁时，随母亲去福州老家省亲，由于在北方讲的是官话（国语），福州老家人的话他一概听不懂。在那呆了几个月，北伐的革命军逼近福州。当时，他的祖父刚去世，而父亲早两年出任外交部驻湖北交涉员，厘定章制接收汉口俄租界，并兼任特区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当时在湖北做事。于是祖母和全家上下讨论后商定，家中的命根子，讷孙三兄弟都由一位家塾老师带回乡下暂避。在乡下，孩子们都被美丽的乡土风情所吸引，成天在乡间嬉戏。这年十二月革命军来到了乡间，村人开欢迎会，这是吴讷孙第一次见到青天白日旗（《市廛居》P.231）。
没多久，父亲来信要全家到天津去。船经过了山东烟台，水手们迅速的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色旗，原来在北洋政府辖地看见青天白日旗会开炮的。一路的海水没有大风波，人世上倒是有一场巨浪狂涛。虽说南北交战却不碍民间交往，回忆这件事时他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政权甚至无力可以使国家分化，人们的理想就是彼此认同与和平的，帝力与我何有哉”。（《市廛居》P.233）吴自小就有“朋而不党，更不吞声哭”的观念气度，对于政党更没什么好印象。一九四四年吴考取自费留学后，去重庆接受出国前训练。他是三十一期中央训练班第六中队的队长。受训时队职官要求学员们入党，只有三个人不肯，其中一个就是吴讷孙。
到天津后，吴讷孙随即去了汉口，但没住多久又回到天津。一九二七年他在天津上学，一九三零年在天津公学跳级念初一，三一年时转学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三六年毕业，是这一届最年轻的学生，他得到了奖学金，报送燕京大学。
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并不在培养专业技术人士，而是在进德修业造就人格。读书人的胸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西方教育思想传入后，西方的专才教育才让中国人有了学什么专什么的观念。吴讷孙小时候大家对教育的观念还是很中国，很传统的，他就在这样的看法中成长。终其一生，这个基调始终未改。他当了一辈子教授，始终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通才，而不是技术人员。他对子女、学生、青年朋友的期许也是要跳出这个学什么专什么的窠臼才好，如此才能做人。
吴讷孙少年时代，参加过李抱忱指挥的合唱团，唱过太和殿前千人大合唱。没想十几年后在李抱忱新港居所结识了李的表妹，也是他日后的妻子薛慕莲。就读天津公学时，有一位郑菊如老先生教他中国古籍，上课之外常跟他说古道今。上南开中学时，吴讷孙从叶石甫及孟至荪两位国文老师身上受益良多。当时的吴讷孙也不真的是循规蹈矩，一心向学的学。常常被主任传去谈话。他不记得犯过什么大错要去受申斥，也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只记得先生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背后墙上挂着一个立轴，轴上写着李白的《秋下荆门》及苏轼的《咏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吴站在桌子旁边，先生说话时间多，吴应对的时间少，注意力集中在思索在这两首诗的含意。（《未巳集——南开中学一九三六班师生文集之三》P.27）
许多人认为吴讷孙自幼由家塾老师开蒙学习中国古籍，从小就对文学有兴趣。但据他自己描述，“十二岁插班上南开初中二年级，那时好动贪玩，第一次离家住校，念书成了次要的事，生活才是真经验。一学年下来，上下两学期各有三门不及格。南开规矩是若上下学期不及格是三门同样的功课，或是两学期六门不及格的功课中有国文，英文，算学各一门就要刷出去。（我）这三门有两门不及格，上下学期不及格的科目又不同，于是得以补考升级。（我）并不是从小就喜欢文学。”（《未巳集》P.28）
吴讷孙的文学创作经验，恐怕萌芽于写日记。他的教育，日记经验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他自小写日记，多年来从未停歇。写日记让他练习观察、分析、记实、也提高了他的创作能力。他认为日记不是记事而已，大事自有存档，他用日记训练思想方法及分析人情。（《市廛居》P.006）初中时已写了十几本，高中毕业徒步旅行南下时，把日记和一些物品寄存在天津的朋友家中。后来由于抗战的烽火，他没再回去，这些日记都散失了。（《市廛居》P.005）
南开中学毕业那年，吴讷孙十七岁，得奖学金报送燕京大学。这时他向往在西伯利亚任国民政府驻布拉哥总领事的父亲请示，想要休学一年，徒步旅行看看都市以外的中国。（《市廛居》P.256）吴念中学时“南开少年团”经常外出郊游踏青。毕业那年春假曾远赴泰山，曲阜和邹县。但只身徒步旅行，还是从未有过的行为。吴讷孙会兴起这个念头，主要是被他亲身经理的一件事震吓到了。
当时吴家叫了工人修屋子，吴讷孙一人在他的书房里读书。中午时分女仆对他说：“少爷你去吃饭吧！这儿有我呢。”吴讷孙一时也未多想就离开了，过一会他才突然意识到女仆是在那儿帮他看着工人，不让他有机会偷东西。日后谈起这事时，吴讷孙仍很难过的说：“同样都是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只因为女仆在我家，她就可以去怀疑另一个劳动者的清白，怎能这样呢？”这事让他惊觉到贩夫走卒的世界竟然与他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差距。所以他想旅行中国，用一年的时间，徒步看祖国山河，经历一下各地风俗，并亲身体验农村农民生活。
由于书信往来甚慢，他只好先进燕京生物系等待来信。十月间父亲回信许可了他这一请求，但要求一定要有同伴。于是，吴讷孙收拾起行装与南开好友陆智周（后来在西南联大也是同学，《未央歌》里的朱石樵的原型。在此前他们已经同在安徽、浙江一带走过一千五百多里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自天津出发，沿津浦路南下，一人背了一个背包。一九三七年六月因陆智周要去北方投考大学，两人在徽州分道。陆智周东行去杭州，吴讷孙去祁门及景德镇。（《市廛居》P.256）当他走到南京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平津的几所大学迁移至长沙，吴讷孙也中止了他的旅行，进入位于长沙的国立第一临时大学。
在当时徒步旅行决不是件游山玩水般的赏心乐事。好几次因为走过的地方，在国军剿匪战争之后，贫苦特甚，有时要一日夜不停才能够走出一个没有人烟的地带。身上需随时携带干粮，有时预先把信写好带在身上，若真遇到不幸，只希望有善心人士代他发那最后一封家信。（《市廛居》P.150）至于盘缠，则是由家里依旅行路线分次将钱汇至前头的城市，等吴讷孙到了再去领取。出外靠朋友，沿途遇到年长的人，吴讷孙满口大爷大叔，一路都有人帮他。那八个月，大江南北他走了大约一万五千华里（约七千五百公里）。
吴讷孙自己认为，由于这一番看山野农村的经历，使他了解了当时的社会，“体验到中国和中华文化，对他后来升学、读书以及对世界前途的思索有着极大的影响。”（《市廛居》P.295）。吴生长及求学过程都在都市里，对于中国农村及农民，他始终充满了温情及敬意。但究其一生的农家经历，主要就是这趟旅行。曾有人问他：“中国文盲占了百分之八十五，怎么现代化？”他的回答是，中国识字不识字的人算在一起，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都有教养。而且识字的人并不见得比不识字的老太婆、苦力、农夫有教养。（《市廛居》P.47）谈到文化遗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世与自然视为一体的人生观，在青年一代若因为西化、工商业、政治法律而被抛弃了，还来得及在农村中、老农夫、老农妇的行止中找回来。（《市廛居》P.45）这些观察与期许，恐多是来自这趟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