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纯全

周纯全（1905年-1985年），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士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第4方面军10师政委，红4军、红31军政委，红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部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4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授衔为开国上将。

基本资料

中文名：周纯全

别名：周俊忠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北省红安县

出生日期：1905年

逝世日期：1985年

职业：解放军高级将领

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

主要成就：黄麻起义

抗美援朝

军衔：上将

人物履历

早年革命生涯

1905年10月8日，周纯全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17年在武昌入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因家境贫寒，16岁时就到汉口的惠工织布厂当工人，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被工人们推选为厂“二七后援会”委员长。1925年回黄安做工，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周纯全参加黄麻起义，选为县农民政府委员。1928年任中共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委员和信阳县委书记。1929年11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省工会委员长。1931年7月，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在任上奉张国焘之命逮捕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后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兼鄂豫皖游击总司令，参与创建鄂豫皖苏区和组织指挥地方武装参加反围剿战役。

1932年10月，周纯全调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政治委员，随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率部参加了枣阳新集、漫川关战役等。1933年6月，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并与军长王宏坤率部参加了仪南战役等。1934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游击总司令。

1935年5月，率部参加长征，8月在沙窝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红一、红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先后命其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红四方面军在抵达陕北后，周纯全入抗日军政大学。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初期，周纯全担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政治部主任、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39年，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率三千部队东渡黄河，前往晋东南和山东敌后办学。1943年，先后任滨海行署工商管理局监委、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赴东北任本溪湖煤铁总公司总经理。1946年9月，调任辽南行署主任，后兼中共辽南省委副书记，负责后方支援。1947年9月，先后任中共辽南省委副书记，同年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二部长。1949年，担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一部长，后兼中南地区支前司令员，保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野战军南下等兵团作战后勤供给。其间，因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没有得到休养，周纯全的右眼最终失明。

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纯全担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海南岛战役后勤工作。1950年12月，朝鲜战争中，他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勤指挥部指挥员。1951年6月，担任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朝鲜战争后，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195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授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纯全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后，他一直是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在北京病逝。遵照其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抗美援朝

1950年底，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周纯全被派到朝鲜前线去了解后勤保证情况。

1951年5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前排左二）、政治部主任（后为第三任政治委员）李志民（前排左一）与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前排右一）、志愿军后勤政治委员周纯全（前排右二）在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两个月来，已进行了两次战役，打得非常好。这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大多是原中南军区的，如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周纯全同他们一起从白山黑水打到了南海之滨，一直担负着第四野战军的后勤组织领导工作，太熟悉太了解他们了，所以这次他被指定去朝鲜前线。周纯全从丹东过鸭绿江，沿途他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人来车往的补给站，激动不已，仿佛自己又置身于辽沈战役的补给线上。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矿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老总的眼睛突然一亮，脱口而出：“噢，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周纯全没一点思想准备：“这……”“怎么，有啥想法？”“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不！”彭老总挥挥手，“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说到这里，彭老总一笑：“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

原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

1951年1月5日，他与彭司令员和洪学智副司令员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改善志愿军后勤组织机构和部队供应的建议。1月22日至30日，周纯全在沈阳参加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东北军区后勤部和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及各后勤分部与东北人民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解决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建设巩固的运输线，搞好前线的供应。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领导都作了重要讲话；周纯全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如何加强组织领导和后勤力量、千方百计搞好后勤供应工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肯定。会后，他把原来十几个人的前方指挥所扩编为80多人的指挥部，自己亲任总指挥。

1953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右三）、副司令员邓华（右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右二）、志愿军后勤政治委员周纯全（右一）欢迎祖国慰问团。

此时，部队进击神速，补给线的延长和敌人的疯狂轰炸，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后勤保障力量更加窘迫，为此，他命令由华东军区组成的第六分部和以西北军区几个单位组成的第七分部先后入朝。同时，给原来已在朝鲜境内的五个后勤分部各增加两个大站，使每个分部达到五个大站。他还确定由每个大军区各组建一个汽车团支援前线，使志愿军后勤的汽车团一下增加了6个。接着，又让6个大军区组建了10个人力运输团，每团2000人，每人携带推拉两用小车一辆，使志愿军后勤的人力运输达到17个团又8个营。2月份铁道兵第三师、第二师入朝，主要担负铁路抢修任务。入朝的工兵也增加到7个团，负责主要公路和桥梁的抢修任务。2月9日，指挥部又将东北人民政府支前的公路工程总队改编成三个大队，分别配属第一、二、三分部担任道路抢修等任务。与此同时，周纯全还加强了车辆及武器装备的维修力量，使车辆和武器能随坏随修，延长使用寿命。

这时进入朝鲜境内的医院达到39个。另外作为后方的东北地区还有医院91所。2月中旬，东北地区组建的11个担架团、计3.3万人进入朝鲜，每个作战师可分配担架130副。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是志愿军后勤工作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阶段。原因是，参战部队人数近百万，据2月28日计算，每月需前运物资47486吨（尚不算特种兵物资），仅汽车就需要5600多台，而当时仅有1800多台，尚缺三分之二，战场南移，供应线由原来100多公里延长至500公里外，部队作战地区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此地原为敌人占领，是“三百里无粮区”，无法就地筹措。美军用他们1700架飞机的70%来轰炸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并大量使用定时弹、凝固汽油弹、四爪钉、蝴蝶弹等，从“梳篦式”轰炸到重点轰击，连一台车、一个人、一缕炊烟都不放过。不少铁路、公路桥梁都是炸了修，修了炸，反复无数次。志愿军的汽车平均每天损失30辆。4月8日敌人向志原军三登库区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82节火车皮的物资，其中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衬衣41万套，胶鞋19万双。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60%-70%的运到前线。

志愿军后勤部政委周纯全（前排右二）、副政委杜者蘅（左二）、政治部主任漆远渥（左三）在志愿军后

怎样才能使后勤运输线打不断、炸不烂呢？经过洪学智、周纯全、张明远等带领大家不断摸索总结，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转入夜间行车。二是设置防空哨。关于防空哨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1953年9月1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十四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三是构筑防护工程。本着疏散、隐蔽的原则，沿途构筑了许多半地下式的仓库，使车辆物资都能及时转入地下或掩体内。四是加强防空力量。1951年，4个高炮师、5个城防团和58个独立高炮营先后入朝，有力地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据统计，三年中志愿军共击落敌机430架，击伤1950架。其中后勤部队击落109架，击伤698架。五是建设兵站运输网。东线由安东（今丹东）、长甸经安州、平壤、涟川到汉城，全长650公里；中线由辑安（今集安）经熙川、顺川、三登、铁原至加平，全长800公里；西线由宁边经德阳、元山、平康到洪川，全长400公里。这三条运输干线为保障供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建设运输线的同时，他们还在沿线接近前沿的地区开设了供应站。

周纯全在战争年代，右眼受伤失明，于是得个绰号“周瞎子”。一天晚上，周纯全为了检查运输线上的防空情况，亲自带着30多辆载满给养物资的车辆赶往前方。夜里11点，当车队来到一片开阔地时，遇上了20架来轰炸的敌机，敌机的照明弹像天灯一样，照得大地一片皆白。敌机把成吨的炸弹倾泻在公路上，炸得烟尘滚滚，硝烟迷漫。敌机飞走以后，周纯全看到前边路段被敌人的重磅炸弹炸出了几个大坑，又无便道可绕，就急令通信员去附近一个山洞里找驻在那里的工兵连来抢修。工兵连长看了看弹坑说：“现在只能用原木在坑内架设便桥了！”“架便桥要多长时间？”周纯全盯着问。“起码得4个小时。”“不行！”周纯全说，“我们还怎么赶路？！”说完，他在坑边走了一个来回，忽然喊道：“你过来看看：这个坑靠山的这边，还留有3尺路面，可通过一侧车轮；你们能否在坑内架起一座供汽车另一侧轮子通过的简易桥，这样既省工省时，又不耽误事情。”工兵连长看后，高兴地说：“行！行！这样起码可以省出两个小时来！”由于有周纯全带领汽车司机一起干，一个半小时后简易桥便修成了。不久，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部司令员，周纯全改任政治委员。

此时美军的“绞杀战”开始了。他们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带，一次出动数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对重要目标进行长时间的毁灭性轰炸，叫嚣要阻断“所有的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摧毁各条线路上的每一辆车、每一座桥梁”。他们为了炸毁志愿军的楠亭里仓库，在13个小时内竟出动飞机28批、367架次，投掷各种炸弹2040枚。在介川、顺川和新安州的三角地区，不到70公里的铁路线上，竟投下了3.8万枚炸弹，平均每两米就中弹一枚。“绞杀战”开始之时，又遇上洪水的高峰期。这是朝鲜几十年未遇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漫溢，洪峰最高处达10米以上，志愿军后勤物资主要集散地三登附近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住地及高炮阵地皆被水淹。后方运输线路遭到严重破坏，205座公路桥梁和94座铁路桥梁被冲垮，路面被冲得七扭八裂，难以通行。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周纯全与洪学智带领全体后勤指战员，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采取抢运、抢修、防空三位一体的方针，了反“绞杀战”的战斗。

“铁路不通用人通，桥断路断运输不能断！”洪学智和周纯全向后勤人员发出号召。决定采取人扛、马驮、汽车拉的办法，把积压在江边的物资倒运出去。一声令下，4个大站的几千名指战员和5个汽车团的1000多辆汽车集中到了“三江”边，他们日以继夜，一口气倒运走了西清川江桥头的600多个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大同江边的1100多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沸流江岸270多火车皮的物资。9月中旬，志愿军抽出二线的11个军，再加上9个工兵团和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抢修公路的热潮。周纯全派出有关业务干部分赴各地进行规划和指导，各单位采取分段包干和劳动竞赛的办法，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只用了25天，就把被毁的道路全部修通了。这样就可以达到此断彼通、彼阻此畅，条条大路通前方。这个月内他们击落敌机55架，击伤100余架，有力地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国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部长兼政委为黄克诚）。

任职情况

1928年任中共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委员和信阳县委书记，同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常委、鄂东特委常委。

1929年11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

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省工会委员长。

1931年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并曾兼任鄂豫皖游击总司令。

1932年10月调任红四军十师政委。

1933年6月任红四军政委。

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和川陕游击总司令。

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

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

1939年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1940年任校长。

1943年任中共滨海专署工商管理局监察委员会委员。

1945年任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

1946年春，任辽东省实业厅厅长兼本溪煤铁公司总经理，同年任辽南行署主任。1947年2月，任中共辽南省委副书记，同年秋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二部长。

1949年起，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部长，同年任中南地区支前司令员。

1950年冬，周纯全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委。

1953年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

1955年任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