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哲

方从哲（？－1628年），字中涵，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祖籍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明万历、泰昌朝内阁首辅。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国子祭酒，累迁吏部左侍郎。万历末年，出任内阁首辅。崇祯元年（1628年）卒，赠太傅，谥号文端。

基本资料

本名：方从哲

别名：方中涵

字：中涵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

逝世日期：1628年

祖籍：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

官职：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追赠：太傅

谥号：文端

人物生平

出仕前的早年经历已不可考。从哲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名列二甲。在翰林院任编修时文笔突出，多篇文章被首辅王锡爵收入文选，以为模范。讲学东宫，曾多次上书神宗，维护太子（后之明光宗）的地位。转从四品朝列大夫，为国子监的司业、祭酒，又上书神宗，请求不要再开矿收税（东林与浙党都希望如此）。不久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田义让做监生的侄子走后门当官，被从哲拒绝，就放话要整从哲（“若不爱官耶”），于是从哲辞职在家闲居。

在家十多年，从哲交游很广，声望日隆。东林老前辈叶向高很看重他，先后举荐他续修玉牒、出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但从哲未就。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按例举行会试。但此时朝政日非，缺官严重，竟然找不到能充当主考的人。于是叶向高又举荐在家的方从哲出任礼部右侍郎，权副主考官。叶四次上书，明神宗仍不决。但关键时刻，他又突然下中旨，委任从哲为吏部左侍郎，辅佐叶向高主考会试。

结果因为中旨与吏部的会推结果不合，引起言官们反对。从哲于是告退，但是神宗坚决这样任命。

方从哲居家十五年，一出山就引起风波，预告了他之后艰难的首辅之旅。

当时内阁叶向高也是一人独相，他上书75次要求增补阁臣，都如泥牛入海。

然而方从哲出山后，神宗似乎找到了理想人选，于是下令立即增补。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下令从哲与前礼部左侍郎吴道南同加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为相。吴道南暂时未入京，因此由方、叶二人辅政。

当时吴道南尚在官籍，叶向高任首辅，政事大多由叶向高裁决。叶向高离开京都，方从哲便独自为相。奏请召回旧辅臣沈鲤，皇帝不同意。御史钱春弹劾他逢迎取悦皇上，方从哲请求罢职。皇帝下诏好言抚慰，挽留。不久，吴道南到来。遇上张差遭梃击的事件发生，刑部以疯癫为名将他藏匿在监狱中。王之肕搜取了情况，庞保、刘成等人的马脚开始显露。方从哲与吴道南斥责王之肕言语荒谬，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吴道南遭舆论的诋毁，多次请求辞职，后来因母亲的丧事而回乡。方从哲又单独任宰相，马上上奏请求推举、补充内阁大臣。从此之后每月必定奏请。皇帝认为一个人足以胜任，终究没有增添内阁大臣。

当时东宫长期停止讲授，瑞王的婚礼过期，惠王、桂王没有选择配偶，福府的庄田派宦官督促赋税，又提议下令卖盐，御旨指令吕贵监督织造，驸马王籨因为救助刘光复被剥夺冠带，山东兴起盗贼，多次出现灾变，言官翟凤罛、郭尚宾因为直言劝谏贬职，皇帝派宦官传令工部侍郎林如楚修缮咸安宫，宣府数月缺粮饷，方从哲都上奏极力劝谏，皇帝大都不听。而方从哲有内援，为名誉而争辩罢了，实际准备顺从皇帝的意志，没有匡正什么。

叶向高执政时，党论鼎沸。言官与吏部相交结，指责清流派为东林党，于是将他们全部驱逐。等到方从哲执政，言官中已经没有正直之人，党论渐渐平息。丁巳年(1616)的京察，将东林党人全部贬斥，并波及隐居之人。齐楚浙三党鼎立，着力搏击清流派。齐人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势力尤为嚣张。

方从哲亲昵群小，而皇帝懈怠，荒疏也更加厉害。京郊、山东、山西、河南、江西以及大江南北相继报告灾变，奏疏都没下发。旧制，给事中五十多人，御史一百多人。此时，六科只有四个人，而五科的官印没有归属；十三道只有五个人，一人负责几职。在京城之外，巡抚一律不能代理。六部堂的上级高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缺，督抚监司也多次空缺，没有补充。文武大选、急选官以及四方的教职，累计数千人，因为吏、兵两科缺掌印人而不签凭证，长期滞留京都，时常攀附内阁的公车哀怨、诉说。诏狱的囚犯，因为没有人负责刑部，不做判决遣送，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号哭。职司各业全部废弛，上下级分离，脱节。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大清的军队攻克抚顺，朝野震惊。皇帝起初很忧虑、惧怕，时时下达文书，不出几个月就像原来一样迟缓。方从哲的儿子方世鸿杀了人，巡城御史弹劾他。方从哲请求罢职，皇帝不同意。长星出现在东南方，长二丈，宽一尺多，过了十九天才消失。当天，京城发生地震。方从哲上奏称“：妖象与怪征兆，层出迭见，除了我尽职，痛心修身、反省之外，希望陛下大振天纲，使天下更新。”朝廷人纷纷地讥笑他。皇帝也不做反省。御史熊化因为时事多艰、辅佐无效而弹劾方从哲，请求依灾变的方策罢免他。方从哲恳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坚持在家躺卧四十多天，内阁空虚无人。皇帝再三抚慰、挽留，他才起身处置事务。

第二年二月，杨镐分四路出兵，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用红旗督战，官军大败。礼部主事夏嘉遇称辽地事情的严重，由赵兴邦与方从哲庇护李维翰所造成的，两次上奏弹劾他们。方从哲请求罢职，不敢进入内阁，在朝房处理政务。皇帝下优诏恳留，才如常上班，而且反而提升赵兴邦为太常少卿。不久，大清的军队接连攻克开原、铁岭。朝廷大臣在文华门跪拜上奏，请求立即批示、发放奏章，又在思善门等候圣旨，都没有答复。于是，方从哲在仁德门叩首，跪着等候皇帝的答复，皇帝始终没有答复。不久，奏请皇帝出宫，驾临文华殿，召见群臣，当面商议战守的策略，也没有答复。他十次上奏请求补充内阁大臣，心情极度悲哀，皇帝才命令朝廷大臣推举。等到推举给皇上，又不任用。方从哲又接连奏请，才选用史继偕、沈..，奏疏仍然留在宫中，终万历皇帝之世没有下达。御史张新诏弹劾方从哲的诸封奏疏，归罪于君王，诳言骗人，祖宗二百多年的基业毁坏在方从哲的手中。御史萧毅中、列蔚、周方鉴、杨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的参政徐如翰也相继上奏攻击他。方从哲接连上奏表白自己，并请求罢免官职。皇帝都没有理会。自从刘光复被投入监狱，方从哲数十次上奏相救。皇帝特例释放他为平民，而用人与行政的诸件奏章始终没有下发。皇帝患病几个月。遇上皇后逝世，方从哲刚刚哭完，就奏请到皇帝龙床前侍候。皇帝在弘德殿召见他，他跪着诉说了很久，于是奏请补充内阁大臣，任用大臣，下发谏书、命令。皇帝同意了，他才叩头出门。皇帝一向厌恶言官。在此之前的考选后任职、授命的人，都要候职二、三年。等到这时候，等待再次任职的人则要四年。方从哲几十次上奏想请求任命这些人最终没有下发。皇帝自认为天下平安，官吏不必完备，有意减少他们。等到辽左的兵事兴起，又不想矫正以前的过失，照旧施行。方从哲单独执政，最终没有什么匡扶、救助。又任用姚宗文到了辽东察看，将经略熊廷弼倾轧离去，于是丢失了辽阳。论事者称明朝的灭亡，实际上由神宗酿成，而方从哲是罪魁祸首。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九日，皇帝不舒适，十七天后渐渐加重。外廷忧虑，方从哲与九卿台谏到思善门问安。过了两天，皇帝召见方从哲和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黄克缵等人接受遗命。又过了两天，皇帝才逝世。

八月二十八日，光宗继位。郑贵妃因为以前福王的缘故，怕皇帝怀恨她，呈送珠玉以及八名侍姬利诱皇帝。所选送的侍姬李氏最受皇帝宠爱，于是贵妃请求立选侍为皇后，选侍也替贵妃请求册封太后。皇帝已经在乙卯(九月六日)患病，丁巳(九月八日)病重，命令方从哲册封贵妃为皇太后，方从哲赶紧命令礼部。侍郎孙如游极力争辩，此事才终止。辛酉(九月十二日)，皇帝不朝见，方从哲与朝廷大臣到宫门前问安。当时京城纷纷传说宦官崔文升进呈泄药，皇帝因此萎靡，而且皇帝的圣谕中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脚”的话，众人的情绪更加疑惑、惊骇。给事中杨涟弹劾崔文升并波及方从哲。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一起呈书方从哲，请求保护圣体，迅速建立皇储。方从哲向皇帝问安，于是劝谏皇帝慎重吃药。皇帝褒扬并答应了他。戊辰(九月十九日)，新任内阁大臣刘一燝、韩爌上任，皇帝的病情已经很危险。辛未(九月二十日)，皇帝召唤方从哲、刘一燝、韩爌，英国公张惟贤，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礼部侍郎署理部中事务的孙如游，刑部尚书黄克缵，左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杨涟，御史顾慥等人到乾清宫。皇帝驾御东暖阁靠着茶几，皇长子、皇五子等人都侍从在旁。皇帝命令诸位大臣上前，方从哲等人便奏请皇帝慎重就医、服药。皇帝说“：十多天没有吃了。”于是下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九月二十五日)，又召见诸位大臣，告谕册封的事。方从哲等人奏请迅速册立皇储。皇帝看着皇长子说：“你们辅佐他成为尧、舜。”又谈及寿宫，方从哲等人以先帝的山陵作答。皇帝指着自己说：“我的寿宫。”诸位大臣都哭泣了。皇帝又问“：有位鸿胪官敬呈药物，他在哪里？”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我们不敢相信。”皇帝命令召李可灼来，催促他调配药物奉献给皇帝，即所谓的红丸。皇帝服完一再称他为“忠臣”。诸位大臣退出恭候在宫门外。宦官传告皇上身体平安。将近下午三至五时，李可灼出来，称又呈送了一粒红丸。方从哲等人询问状况，他回答：“像先前一样平安。”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六日卯时(上午五至七时)，皇帝逝世。朝廷内外都恨李可灼，而方从哲拟遗旨却赏赐李可灼银币。当时李选侍居住在乾清宫，群臣进去哭诉，诸宦官紧闭宫门不允许进去。刘一燝、杨涟极力讥讽他们，才得以依礼面对皇帝哭泣，拥着皇长子出来，住进慈庆宫。方从哲只是周旋罢了。

起初，郑贵妃住在乾清宫侍候神宗的病体，光宗登基后她仍然没有迁移。尚书周嘉谟责备贵妃的从子郑养性，于是她迁居慈宁宫。等到光宗逝世，而李选侍住在乾清宫。给事中杨涟和御史左光斗思虑选侍曾经要求册封为后，不可以让她居住乾清宫，以防冲撞了皇帝的嘱托。因此商议迁移宫殿，争辩几天不能决定。方从哲想慢慢处理。新皇帝登基的前一天，刘一燝、韩爌邀约方从哲到宫门奏请，选侍才移居哕鸾宫。第二天庚辰，熹宗登基。

在此之前，御史王安舜弹劾方从哲轻率地推荐疯癫的医生，又奖赏他以掩饰自己。方从哲草拟太子的指令，罚李可灼一年的俸禄。御史郑宗周弹劾崔文升的罪行，请交给法司，方从哲拟令由司礼察处。等到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焦源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王光，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先后上奏说“：李可灼的罪行诛之难泄其愤，方从哲却庇护他，国法何在？”而且给事中惠世扬径直检举方从哲的十条罪状、三条可杀的理由。上奏称：“方从哲独任七年宰相，妨碍贤良祸害国家，为第一条罪状。骄横愚钝，没有礼节，在皇帝去世处理事务时出现失误，为第二条罪状。在太子宫中发生梃击案，庇护奸党，为第三条罪状。随心所欲，破坏皇帝的诏书，为第四条罪状，纵容儿子杀人，蔑视法令、典章，为第五条罪状。阻挠、抑制言官，堵塞皇帝的耳目，为第六罪状。丢失城池违反法令，宽纵抚臣，为第七条罪状。马上督战，全军覆没，为第八条罪状。徇私骗上，使辅臣蒙羞，为第九条罪状。代征专卖税，侵蚀国家，殃及百姓，为第十条罪状。贵妃请求封为皇后，举朝极力争辩，方从哲模棱两可，为第一件该杀的事。李选侍是郑氏亲近的人，凌辱圣母，致使圣母饮恨而死。方从哲接受了刘逊、李进忠所盗取的美珠，想封选侍为贵妃，又听任她长期居住乾清宫，为第二件该杀的事。崔文升用泄药伤害先帝的身体，诸位大臣议论此事，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李可灼奉献毒药，方从哲还拟作赏赐，为第三件该杀的事。”奏疏呈入，皇帝责备惠世扬轻率地诋毁人。方从哲多次请求离去，皇帝都抚慰挽留。不久，张泼、袁化中、王允成等人接连弹劾他，皇帝仍不听。当年冬天，给事中程注又弹劾他，皇帝仍不听。方从哲极力请求离去，六次上奏，皇帝任命他为中极殿大学士，赏赐银币、蟒衣，派遣行人护送他回乡。

天启二年(1622)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追究李可灼奉献红丸的事，斥责方从哲为谋害君王的逆贼。诏令朝廷大臣商议。都御史邹元标赞同孙慎行的奏疏。方从哲上奏辩解，自己请求削夺官阶，发配到边远的地方，皇帝下谕安慰他。给事中魏大中因为九卿的提议长期拖延，上奏催促。朝廷大臣大都赞同孙慎行给方从哲定的罪名，只有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般偏袒方从哲，而詹事公鼐持中立态度。当时大学士韩火广陈述呈送药的前后经过，替方从哲解脱。因此吏部尚书张问达与户部尚书汪应蛟联合上奏称：“呈送药的前后经过，我们一起耳闻目睹。辅臣探视皇帝的病，情形急迫、仓促，怎么忍心说‘弑逆’二字？但是李可灼不是医官，而且也不是知脉懂医道的人。用药做尝试，先帝就去世了。方从哲与我们九卿未能制止，都有罪，反而赏赐李可灼。等到御史王安舜上奏，只令他以养病而离去，处罚太轻，怎么告慰先帝，让朝廷内外心服。应该像方从哲的请求，削夺他的官阶，依法追究。至于李可灼的罪行不胜诛杀，而崔文升在先帝不幸感染伤寒的时候，呈送大黄凉药，罪行又在李可灼之上，依法都应该处决示众，以泄公愤。”奏议呈上，李可灼被遣送去戍边，崔文升贬至南京，而方从哲没有治罪。不久，孙慎行称病离去。天启五年(1625)魏忠顺辑录“梃击”、“红丸”、“移宫”三件事编成《三朝要典》以倾轧正直的人，于是免去了李可灼的戍边之罚，任命崔文升督导漕运。他的党羽徐大化请求启用方从哲，方从哲不出仕。然而一时间请求诛杀方从哲的人被贬官、杀戮几乎殆尽。

崇祯元年(1628)二月，方从哲去世。赠封太傅，谥号文端。

为官举措

当时建州尚未崛起，大明面临以下三大问题：

一、地方饥荒。

由于小冰河时期开始，地方多处灾荒。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大明又开始出现下层骚动。

二、百官缺员。

万历期间，百官缺员。而众多进士等候补官员则屡候不补，形成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叶向高去国后，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候补官员期待真除，却求之不得，故向高叹曰：「官既困于无凭，地方又困于无官，政体之亏莫此为甚。」

三、榷税之政。

当时国家不开矿、不槯税，似乎已经无力维持财政运转（万历25年到万历34年间，每年上缴矿税收获就平均有白银50万两、黄金13000两）。而且这种工商业税收自然有其正当性（以前对商人几乎无正税）。

但是这种绝对主义统治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利益的分享要求，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始积累（虽然当时无人认识到这一点），自然引发大商人阶层（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同时也往往兼是大地主）和代表他们利益的许多官僚的激烈反弹。加上监税太监又扰民甚厉。此事已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东林的重要资助者有通州商人（李三才的背后）和苏南工场主，于是借“天人感应”之说强烈反对榷税和矿税。

而浙党虽然也有反对的动机，但出于自身是执政党，需要稳定国家财政的考量，实际上是采取一种希望改革与妥协的态度。

方从哲当时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所应对。

以第一个问题为例子，他拟订了三个解决办法。

（一）发帑

为解决地方因灾荒所造成的财政问题，从哲建议神宗速发帑以赈灾。从哲亦知神宗爱财，故言「发帑出自特恩……其分数多寡，应候圣裁。」然而，神宗始终不允发帑。

（二）开仓

由于水旱灾以及蝗虫肆虐，影响粮食生产，故方从哲奏言：至于应征各项钱粮，当蠲者蠲，当缓者缓，当折者折，及发临德仓粮。分给被灾州县，听其便宜粜买，俱行户部酌议外，惟是急发通仓米数万石，以分赈邻近处所，则朝奉旨而饥民可夕受其惠，此救焚拯溺之第一。希望妥善运用仓粮，就近配发赈灾，以解受灾地方燃眉之急。

这一点往往因为地方官员的贪墨而收效不佳。

（三）免税停征

对于灾民的沉重负担，方从哲建议以「免税停征」来解决。从哲曰：令抚按诸臣，亟行赈济，其罢免六府包税，如抚按所请，停征改折，当年钱粮，如本省诸臣所奏，亦乞勑下户部，速为议覆。庶明旨一宣，人心胥悦，群情定，而贼党自携。

期望能够「停征改折」，以兹赈济灾民，以一时之权宜，来安抚地方的动荡不安，进而弭平地方严重的盗情，然而神宗未置可否。

然而在万历四十三年的山东大饥荒（参见亓诗教）中，开仓与免税还是大量救济了灾民，也让方内阁的威望达到高潮。

地方灾荒，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地方大僚，而神宗末年缺官严重，故地方赈灾无人，将酿大祸。故从哲劝言：因思湖广、河南、及江西、福建四省巡抚，一时俱缺，弹压无人，万一饥民啸呼，倭虏响应，中原腹心之地，大有可虞。希望早补大僚，以绝乱象，而神宗对此亦不予理会。

地方的灾荒与动乱，已使中央与地方廷臣焦头滥额，而神宗仍泰然自若，方从哲亦无可奈何。直到万历末期，情况才好转。

其他如补官、罢监、立储等事，也大多如此。神宗面对批评，大率“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从哲只能多次乞休、装病，但由于万历皇帝的坚持以及家居京师，无法逃遁，所以最终只能妥协。

方从哲在危难的局势中，凭借本不充分的才干和经验，勉强维持着这个帝国的运转。

此时，正为神宗“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态度而头痛的方从哲，亦倍感边事日重，故曾经奏言：「军国重事，断非病夫绵力所能承担，兹者边报纷纭，日繁圣听，如臣寡昧，何能运一筹、决一策，以纾九重霄旰之忧。」希望能够去位让贤，并以补阁臣、补大僚、补言官、发帑金四事以请，然而奏疏均为神宗留中。

不过面对为难局势，神宗还是有所振作。毕竟此时形势已无法让他无为而治下去。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兵部召开的九卿科道会议后，杨镐成为辽东经略，其余大员也陆续诏用。包括「诏总督侍郎汪可受先出关，代李维翰驻辽阳，保定抚臣驻易州，御史陈王庭代杨一桂巡按辽东，以废将李如柏总辽镇兵，及征废将杜松屯山海关，刘綎、柴国柱等赴京听用。」25

不过主要佐理杨镐弭平奴儿哈赤的将领，分别为李如柏、杜松、马林、刘綎等四员。

兵力方面，虽然已接连损兵折将，但“主客兵丁，各四万有奇”，不久川陕强兵相继援辽，总兵力达到10多万（一说13万）。建州叛军方面，总兵力10万有余，战兵大约4万人。明军似乎占有一定优势。

虽然如此，但明军将领离心，上下解体；军饷欠发，兵多虚报；器械不修，情报外泻，可谓隐患重重。

举例而言：当时杨镐的计划，交众人先商议然后定，以至于邸报上竟白纸黑字写出“XX将率大兵XX万，从XX出师，往XX地方”，虽然在己方实力上或有所夸大，但是总体计划暴露无疑。以至于当时并不参与机密的徐光启（正遭讦，称病去职，屯耕于天津）也能看到，还写信给朋友称敌人必然将四路大军各个击破，“当之者必杜将军也”（4）。其他可知！叛军不用像有的书上记载那样由杨镐或李如柏小妾告知，就可以轻松得到情报，制定相应方略。

结果自不待言，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九万大军兵出边墙，围攻赫图阿拉。之后双方爆发萨尔浒战役，明军被各个击破，88550余名出阵官兵损失46000余人。随征的朝鲜军全军覆灭。

至此，全国震动，方从哲的上书称“自有辽东警报以来，大小臣工无不骇愕，而民间尤甚。加以山海关，又有虏报，人心愈益恐怖，讹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率多，携家避难而去，且迩来四方饥民就食来京者，不知几千万”。350万两白银的军费，也随着战斗的失败打了水漂。

其后，经过方从哲等人会推，楚党人士，东林在言路的死敌之一，曾任辽东巡按的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局势逐步稳定。

辽东边事起因

方从哲大拜以来，辽东缺饷，一如各镇。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去任后，边防逐步败坏。建州女真在万历三十年开始，逐渐兴起，骚扰地方。

李成梁再次镇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放弃早年自己修建的宽奠（今辽宁省宽甸）等堡，并开马市等，一度缓和了边事，但却为将来埋下了更大的后患。方从哲上任后，继续前任政策，信用李家将，听任辽军私兵化，以为守边之策。

然而万历四十三年，九十三岁的李成梁去世。此时辽军已经变成将领的封建私兵，“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军饷不足，加上将领吃空饷，军户们纷纷破产逃亡。辽军已经不堪一战。

一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奴儿哈赤（即努尔哈赤，下同）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奴儿哈赤的称帝，使明朝意识到辽东防卫的重要性，因此廷臣纷纷提出建言，并屡奏辽东急缺军饷。

方从哲亦疏请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并几次杜门以示态度坚决。

由于边镇的缺饷，群臣要求神宗发内帑的呼声越高，直至万历四十四年十月，神宗方对此作出回应，允诺发出太后积储银三十万两，其余军饷则交由户部会同兵部议借。

然而辽东局势瞬息万变，至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奴儿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遂正式与明朝决裂。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奴儿哈赤突袭抚顺，四月二十一日，奴儿哈赤佯退所部之军队，引诱明军深入后夹攻之。结果造成副总兵颇廷相（？~1618）、游击梁汝贵（？~1618）相继战死。七月二十二日，奴儿哈赤围攻清河，虽有游击邹储贤力战，最后清河仍失陷。

三个月之间，辽东边墙第一线的重要堡垒接连丢失，辽东的局势对明朝而言，将更为严峻。

方从哲在此次会战过程中，本来称病在家。他对于这次作战的影响，主要有二：

1、请发军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至于应军饷的具体数量，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廷臣会议辽事时，「先议粮饷一百万两，太仓、太仆、工部合得五十万两，此外五十万两，不能不仰望于内帑。」为此，首辅方从哲曾奏请神宗：发内帑银五十万，共成百万，以充援兵之费。此但为一时防御计，未尝议及大举也。」故当时筹措军饷，以达银百万两为目标，尚勉强能充援兵之费。然而当时国库缺饷，黄克缵在〈与阁下方相公〉，信中曾云：「南都积贮无几，而户、兵二部借至三十五万，几于倒藏而出矣，南户部此时仅银二十三万余两，借出二十万，则旦夕之间，无银给军。」

而当时神宗暂发帑金十万应急，从哲认为神宗所发帑金十万之举，虽人心感激，然杯水车薪，希望再拨内库盈余，以应军需。然神宗随即传谕内阁以内库不足，予以拒绝。其后方从哲虽屡疏奏请发帑，甚至亲赴宫门求见神宗，仍然不得见。

2、催促进兵。

当时一线将领多认为准备不够充分。但是朝议时唯恐用兵过久，影响国家财政，希冀速战速决。而赵兴邦等人，又不知用兵之法，因此发红旗促战，且方从哲写信催促杨镐，于是双方大战提前。

这一点历来为人诟病，加上此后从哲力保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引发东林众人攻击。但是考虑到当时财政的困难（见上文1、请发军饷），这一点也是无可奈何的行为。

然而无论如何，辽东的失败方从哲作为当局宰相，不可能不负责，因此他一度引咎，但再次未获批准。此举遭到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方从哲的声望，开始大大下降。

明亡首罪

明朝末年,后金崛起,东北边疆形势恶化。在明、金争局中,朝鲜王国的向背举足轻重。朝鲜王国在萨尔浒战前战后,表现了背离明帝国的倾向。徐光启上《亟遣使臣监护朝鲜》,主张监察朝鲜的内政和外交,到朝鲜训练朝鲜的军队,以便使朝鲜自强。这在主客观上带有把光海君政府变为傀儡政权的倾向。徐光启的《亟遣使臣监护朝鲜》在明廷掀起轩然大波,赞成与反对者各有人在。以兵科给事中薛凤翔等为代表的赞成派,与以阁老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为代表的反对派,围绕“监护朝鲜”了斗争。朝鲜国王光海君频繁遣使,积极外交。朝鲜使臣与徐光启的反对派联手,使“监护朝鲜”之行搁浅。光海君的背明政策在朝鲜王国内部招致了大量反对派。仁祖反正将他的统治推翻。仁祖在执政前期出兵助明,反对后金的倾向非常明显。皇太极对朝鲜国内事大派的打击,使仁祖渐成傀儡。朝鲜被清朝胁迫走上对明作战的道路。历史的发展应验了徐光启的预言。皇太极效仿徐光启的战略，派英俄尔岱和郑命寿监护朝鲜，后金自此拥有朝鲜的稳定贸易来源和换取蒙古的骑兵战力支持，明朝逐亡。

党争风波

万历四十六年，就是抚顺失守的那一年，也就是党争大乱斗高潮前一年，方从哲意外后院起火。他的长子，大明尚宝局丞（荫官）方世鸿被牵涉入一宗杀人命案。

方世鸿是方从哲长子，他因父得一闲官，不学无术，沦为一京城浪子。在狎妓时牵涉入妓女坠马身亡事件。因此被巡城御史弹劾而撤职。当时人们传言妓女是被他打死的，因而议论纷纷。

方从哲「以子世鸿，被西城御史薛贞（后附阉党，为刑部尚书，崇祯时坐阉党处死），以地方人命事参论。」欲引咎辞职。

神宗谕之曰：卿子以诖误被参，既经相验的系马惊跌伤，供证甚明，非因殴毙。着法司从公理问，方今国事殷繁，阁务重大，倚毗方切，岂得以子情，引咎求去。夫朕眷倚至意，卿宜仰体朕衷，速出入阁辅理，以成君臣泰交之义，不必再有托陈。

故从哲继续留任。但此事使得他的形象受损，威信大大下降。

此事与辽事作为一个标志，象征着在万历四十三年救济山东大饥荒时达到鼎盛的方内阁威望，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方从哲本来是一个下野老夫子，似乎不应该牵扯进党争。但明末党争酷烈，他也不能幸免。

当时沈一贯在位时期组织的“浙党”集团仍然存在，并在攻倒李三才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从而使得东林方面的形势恶化起来，令叶向高不安其位，才会急于辞职。但是交换条件却是推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在野老夫子方从哲出来主事。

但是尽管方从哲勉强想保持中立，但形势的变化让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陷入党争的旋涡。当时言官行径跋扈，对于方从哲的批评十分严厉，尤其票拟一事，不论是捍卫票拟权的态度，或是票拟的内容，均遭言官予以论劾。在这种情况下，方虽然力求公允，但是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党人”来维持基本的统治权。实际上深陷党争的泥潭，无法自拔。

方从哲虽然起初属于无党派人士，但他曾任国子监司业、祭酒，门生众多，因此自然极容易运用师生间的人脉关系，来建立起政治网络。实际上，在他出山以前，其门人，担任给事中的亓诗教就已经组织了齐党。由于亓资历较浅，为了能够达成扩张势力，就力推从哲出山。

叶向高《蘧编》曾记曰：“赵公（赵世卿）既（因为“楚宗案”中死保浙党沈一贯而）去，齐人多咎余（叶向高）。而亓君文，中涵方公（方从哲）之门生，姚给事中永济私语余，亓君意无他，但欲启其座师耳，座师用，则自解矣。余向极力推毂方公，不得请。其后方公起家吏侍，副余主考至大拜，而亓犹攻余不止，盖必欲方公居首揆耳。当亓、吴疏上，余引咎求去。”这时是万历四十年，亓诗教希望重启里居山林已久的方从哲，藉由他们之间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在政治上可互为奥援。而诗教在从哲任阁臣后，依然批评叶向高如故，主要是想让座师方从哲，取代叶向高，进而担任首辅一职。

历来人们都说从哲是浙党，其实尽不然，他久居京师，除了门生外，主要组织顺天人为自己的人脉网络。而沈一贯的“浙党”比如赵焕等，则盟友而已。

万历四十三年，神宗用赵焕为吏部尚书，采纳赵焕的意见，各部各任命侍郎4人，又考选补充给事中17人，御史50人，言路称盛。但东林仍然肘制一切，主要原因除了与浙党的旧恨以外还有“庚戍之榜（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待遇差别的问题。盖同年进士皆大才之人，而周永春、韩浚因是齐人，入“齐党”而大用。其他数人亦“急于富贵”（夏允彝语），因而不满，转投东林为骨干（如钱谦益）。

因此，到万历四十五年，三党结盟达到高潮，于是决定彻底清洗东林。

自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开始，东林就开始利用京察清洗异己。当时吏部考功司的郎中东林元老赵南星竟然公开宣称：“内察之典，六年一举，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皆于此时。以言者之意，就当俎者之意，如诗之断章，各取所求。”

东林如此做派，当然要自食其果。

“丁巳察典，部院大臣之秉成者，郑继之、李志也。”郑继之是当时的吏部尚书，而李志则是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此外主察者尚有考功司郎中赵士谔、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掌河南道印御史韩浚。

吏部尚书郑继之，文秉的《定陵注略》中曾云：“郑继之楚人也，时楚方与浙、齐合，故掖县（赵焕）去，而特拥戴郑继其位，郑之烈焰较掖县更为甚矣。”

而另一位掌主察者，河南道掌印御史韩浚，则被归为“齐党”。由于两位主察之大吏，均有鲜明的党派背景，因此京察还未开始，门户互持的态势，就已十分明显了。

结果当然是不问可知，自兵部尚书王象乾以下众多官员受到调查，太常寺少卿丁启浚、礼部署部事右侍郎孙慎行等东林要人都被处分或逼走。东林党几乎被从朝中一扫而空。

然而由于劾及浙党的一些干将，齐党、浙党之间也是渐行渐远。齐党的行为，过于露骨，引发许多中立人士的反感，使得自己逐步被孤立，为东林用汪文言策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系列残酷党争中，方从哲居首辅，仍然欲调和双方。如会推阁员的风波中，三党内讧，左光斗等东林与楚党结盟反攻齐党，两方的互讦，均归责于方从哲。当此关键时刻，从哲仍然奏辨：“愿诸臣各捐成心，共扶公道，乞将前后奏章，勑下部院，虚心详勘，分别是非。”

虽然一直居中秉公，端平行事但从哲因与亓诗教的密切关联，立场逐渐已受到了大家的公开质疑。

不过考虑到方从哲的性格和当时他权威的低下，他也未必能够阻止党争的发展。

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

“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叶珍的话虽然偏颇，但也道出方从哲执政之时，首辅权轻的情形，也因此使朝政由言官所操持，而从哲要勉强维持朝廷，也不能不与这些言官互为奥援，迁就他们排斥异己的行为。

人物评价

呕心沥血的方从哲本来是各党妥协所推举出来的一个人物，本身并没有充分的能力来解决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他所做的只能是协调各方，并勉强维持局面。然而时运不佳，当此天灾（小冰河时期）人祸（奴尔哈赤崛起辽东）党争之时，方从哲终于不能有所作为，仅仅是勉强保全自己，最后落得“明亡首罪从哲”的评价，实在是无奈。

从哲本人有协调之才，办事能够集思广益，为人老成大度，政治品德也不差，实在是一个循吏。如果在一个太平盛世，或许能做一个好宰相。但不幸遭逢此末世，他终于因为自己懦弱寡断，不能匡正时局，使得大明走向没落。

明朝灭亡，他作为任内种种危机逐渐爆发的首辅，当然有责任。但他毕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他的悲哀，大概就是被党争推上了自己不能胜任的宝座，而自己又无法离开吧。

当他终于能卸任的时候，想必他也松了一口气，虽然即使如此这一次的退休生活也不会再和那十五年优游林下的日子一样轻松了。

惠世扬：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

邹元标：当时依违其间，不申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无以解人之疑。

谷应泰：时叶向高既去，方从哲独相，庸庸无所短长。

张廷玉：从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亲属成员

儿子：方世鸿

主要作品

《乙卯召对录》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