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林
李文林（1900—1932.5.30），男，汉族，原名周金堂，后改名周郁文，南昌起义后化名李文林，江西吉水水田乡石鼓村人。他是江西地方红军创始人，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一旅党代表。后因反AB团运动被处决。
基本资料
中文名：李文林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江西吉水
出生日期：1900
逝世日期：1932.5.30
职业：军人
信仰：共产主义
人物生平
李文林（1900—1932），江西吉水人，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1月，在南昌参与组织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任庶务部副主任，3月参加"江西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任书记，是南昌青年革命活跃人物，和当时青年才俊如袁玉冰、方志敏、龙超清相当熟悉，1923年3月北洋军阀江西督理下令逮捕袁玉冰、赵醒侬等人，脱险后随赵醒侬、方志敏去南京，袁玉冰被俘。1923年3月至1925年7月资料不详，可能在南京或上海一带参加共青团活动并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7月在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四期入学考试，入经理科，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4日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并随军北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23年3月，参加江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5年秋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9月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在国民革命军教导团任教官，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文林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奉命在赣西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9月奉中共特委指示，将赣西工农红军第七、第九两纵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任团党委书记兼团长。1929年2月，赣南十五、十六纵队在兴国县劳莲塘圩会师，李文林与特委雷震根据当地革命斗争的需要，将这两纵队改编为红军独立第四团。同年6月，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四团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委。
李文林很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战斗意志旺盛。红二、四团在他的指挥下，接连攻下了吉水、峡江、乐安、于都、南丰、广昌等县城，并将这些地方的小块红色区域扩大，形成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有力配合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任前委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党团书记、秘书长，红军学校校委兼校长，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省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肃反李文林为AB团骨干份子，于1932年5月30日在万泰县古坪村(今泰和县境内)被错杀，年仅32岁。
人物轶事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热血青年怀着革命的理想，面对国民党的屠刀，毫不畏惧地在江西南部农村武装斗争，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在这些青年中，有一个人名叫李文林。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战争时期，李文林在朱德的第九军担任军事教官，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家乡，与曾炳春、段月泉等中共党员秘密恢复中共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七、九纵队。1928年9月，第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他们又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红四团）。李文林等人率领红二、四团在赣西和赣南交界各县进行游击战，开创了“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位于江西吉安县城东南一百二十余华里处，在吉安、永丰、吉水、兴国、泰和五县交界的边境地区，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因此成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9年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四军主力一路艰苦转战到达江西龙岗，李文林闻讯带了一个连特地从兴国莲塘坪赶来迎接，并自告奋勇当“向导”，陪同朱、毛红军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当朱、毛红军在李文林的引导下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时，这里的村村寨寨已是充满了节日气氛。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官兵们分别被领到各自的房东家，300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这里的人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远道而来的朱、毛红军，并凑集了成担成担的棉花给他们御寒。自从1月4日离开井冈山以来，红四军且战且走，一直没有得到较充裕的休息和补充，已是疲惫不堪了，忽然来到这么个“根据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官兵们的欣喜之情真是难于言表。后来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后到了宁都，发现有两团红军，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他所用的“发现”二字，正可表达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到达东固后的惊喜之情。陈毅当时还写了一首诗，盛赞道：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当时，在了解了东固地区的情况后，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对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和成就极为赞赏。毛泽东在两个月后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是另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中，一开头就说道：“在本年2月红（四）军到赣南与特委发生关系，看着赣南群众斗争有两个最红的地方可以为赣南群众斗争的代表，一个是东固，为江西红军第二团之根据地，另一个是于都之桥头，为江西红军第四团之根据地。”以上两个报告，充分地表达了红四军领导成员对李文林等人的高度赞誉。而犹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红二、四团和东固根据地经验的研究和总结，红四军前委领导成员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雏形。而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在东固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扩大并最终形成的。由此可见，作为红二、四团和东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李文林堪称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李文林由于工作突出，自然就受到了中共江西党组织以至中共中央的器重。1930年2月，在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的大会上，李文林当选为五位常委之一。在当时，赣西南特委实际上就是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特委常委也就是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成员。
政见分歧
就是这么一位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却因为中共党内的政策分歧，主要是与毛泽东的分歧，竟在后来的“肃反”中被“扩大化”成“反革命”而遭处决，年仅32岁。
李文林等人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土地分配原则的分歧。当时在赣西南特委中，以特委书记刘士奇、苏维埃主席曾山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而以省委特派员江汉波、特委常委李文林为首的大多数人则主张按劳动力分配。毛泽东支持刘士奇和曾山，并把李文林等人的主张斥为“富农路线”。
二、赣西南特委改组的分歧。毛泽东对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十分赞赏和支持，但在1930年8月，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带着当时中央总负责的李立三的支持回来，马上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刘士奇进行批评并将其撤职。李文林就任特委书记，后来并担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
三、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歧。当时的中共中央指示江西红军实行进攻战略，攻打长沙、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反对这一方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而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特委乃至江西行委则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反对总前委的战略。
反“AB团”
方针政策上的矛盾分歧，由于反“AB团”运动的失控而激化了。
其实李文林主持的赣西南特委及江西行委对反“AB团”也是很积极的。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发了“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的第20号《紧急通知》，李文林甚至主张用“最残酷拷打”、“严刑审问”的手段对付“AB团”分子。但毛泽东却认为特委“斗争不力”。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设立了肃反委员会，由李韶九任主任。李韶九肃反十分“有力”，不仅在军队中抓“AB团”，还把矛头指向了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行委，他在富田先后将省行委、赣南特委和红二十军的大部分领导人打成了“AB团”，引发了红二十军官兵的反抗，造成了“富田事变”。这次事变被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认定为“反革命活动”。李文林因此被当作“AB团”的总团长而逮捕，其证据之一是据说有人指证李文林的父亲是地主，是“AB团”。
1931年1月，项英来到江西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对“富田事变”给予了部分平反，李文林被释放出来。但好景不长，这年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三人团”到达苏区，把“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这样，李文林就在劫难逃了，他又一次被捕，并于1932年5月被枪决，年仅32岁。
一位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最后却被当做红军和苏区的死敌而消灭了——这段历史，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