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咏

于会咏(1926～1977)，乳山县(今乳山市)人，少时在家乡读书。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1949年8月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9月调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1952年11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和教员，1964年6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1973年8月任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基本资料

中文名：于会咏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乳山县

出生日期：1926

逝世日期：1977

代表作品：《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等京剧音乐创作

人生经历

于会泳，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于会泳原来是一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是《智取威虎》、《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现代京剧的音乐主创者。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从而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十大代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于会泳1926年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在他六七岁时妈妈赶集回来给他带回一支笛子，他非常喜欢爱不释手，整日练习反复琢磨，逐渐吹出兴趣无师自通，爱上了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

1946年9月已是小学教师的于会泳约了两个伙伴瞒着母亲，走了整整两天来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参加了革命队伍。

1947年9月蒋介石整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敌我双方形成拉锯战形势，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为了战略行动给每一个团员都发了一大包东西，文工团员疏散到老百姓家里，每人将随身物品就地埋藏，于会泳担心这些东西被敌军发现就写了张纸条写到：“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结果，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发现并没收了。

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就在这时，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被送到胶东文化协会领导面前，于会泳的字条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于会泳从那次受批评之后的表现是好的，文工团和同志们也谅解了他。

1949年6月，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学习。但是，尽管如此，他写的那张字条，仍然被留在他的档案袋里，由山东送到上海，这始终成为他难以清除的心病。

平步青云

1969年1月初，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楼上208室，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的头头，在拟定参加“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

深知江青、张春桥垂青于会泳的徐景贤，在整理“九大”代表材料时，隐瞒了于会泳那张小字条的情况，然后上报中央。

“九大”期间，《智》剧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帷幕中间拉开了一条缝隙，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一反不善辞令的常态，在他的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江青闻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在这公众场合江青对于会泳所表现出来的亲昵，自然使于会泳更为得意。

当“九大”结束，于会泳从北京载誉归来到上海作报告时，一些“造反派”竟设计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欢迎仪式”：他们让原校党委书记钟望阳在校门口跪迎于会泳，当于会泳下汽车时，他们又在钟望阳头上搁上“高升”炮仗，然后点燃，以示庆贺。对于这种下流恶作剧，于会泳居然心安理得。

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上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人间地狱。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江青！由此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先后有3人被逼疯，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两人被关押入狱。

“十大”筹备期间，中央组织部要调审于会泳的档案。徐景贤断然把那张字条从于会泳的档案中抽掉。于是，在1973年8月“十大”会上，于会泳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影片《创业》。江青蛮横地嚷嚷道，“这是部什么东西？片子中的油田党委书记就是‘走资派’余秋里！歌颂他？还有，给石油工人送《矛盾论》、《实践论》的是谁你知道吗？是刘少奇！你们是不是要为他翻案？”最后她又说，“回去后他们文化部先讨论一下，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叫他们赶快修改。你们也要好好检查一下！”

心惊胆战的于会泳，只得起草了一份书面检查，并经文化部核心组讨论，对《创业》作出了“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台电台停止转播”等决定。

然而，仅过了半年，因《创业》作者张天民写信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没几天，江青和张春桥忙把于会泳叫了去。江青色厉内荏地对于会泳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张春桥也阴笃笃地说：“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此片无大错，错还是有的嘛。”

面对毛泽东的批示，江青和张春桥显然在暗示于会泳做“挡箭牌”，对此他是心领神会的。因此，他在硬着头皮给毛泽东的检讨中，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而在公众面前，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只是，于会泳万万没有想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也随之被隔离审查。

走向毁灭

怀着悔恨和惶恐，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9个月间，写下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在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这种不无侥幸的心理源于他觉得自己是奉命办事，跟着江青不办也不行，有错误，没大罪，何况自己多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至少他搞的几个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是喜欢并肯定的。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即使不当部长（这部长他本来就不想当了），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总还是可以的吧。

然而他所怀有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做了政治报告。报告中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像马天水、于会泳……这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于会泳脸色惨白、涕泪交结，嘶声痛哭：“华主席点了我的名的，我是反革命了？我该怎么办呀！”

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那一夜他彻夜未眠，第二天，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期望这位驻文化部工作组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然而那几天正值部领导无暇顾及，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不想活的动态报告，也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于会泳彻底绝望了。28日上午，他在院子里散步时，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来苏水”的瓶子，并趁看守人员暂短离开的片刻，将它挪到了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于会泳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杯中，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间。

晚6点多，他用那支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晚8时，于会泳缓缓揭开覆盖在杯子上的毛巾，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