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图

沈图，原名申屠习良，男，1919年出生于浙江桐庐县荻浦村。他曾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于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人之一，为民航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198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原因是沈图出国治疗，过期未回，严重违反了外事纪律，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的子女无偿索取国际航班机票。1987年12月离休。此后，他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顾问等职。1993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死后葬于八宝山。

基本资料

中文名：沈图

别名：申屠习良（原名）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桐庐县荻浦村

出生日期：1919年

逝世日期：1993年1月17日

主要成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籍贯：浙江桐庐县

人物生平

1936年在杭州上学期间，参加了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抗大政治教员、分校政治处主任、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副政委、晋察冀军区二纵政治部宣传部长、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委书记，民航总局副局长、局委书记等职。

1977年12月至1985年3月任民航总局局长。

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5年4月免去沈图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职务。

198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沈图所犯错误的调查情况，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的职务。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198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

有记者问到关于沈图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问题时，朱穆之回答说，沈图的问题，主要是违犯外事纪律，还有以权谋私，他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的子女无偿索取国际航班机票，这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人民日报》1987-10-25

“根据美国和台湾后来解密的文件显示，沈图很可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成为叛徒，并涉嫌收受波音公司贿赂。”是典型的网络谣言。实际上沈图从没叛逃过，87年离休后还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顾问等职，去世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了讣告，其自传很快就得以发行。

199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

个人成就

沈图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人之一，为民航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沈图同志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达5年之久，但他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沈图同志积极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中，表现了突出的睿智才干、业务水平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他遵循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主持制定了有关民航体制改革和加快民航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民航的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民航走上了企业化的道路。

相关报道

新华社北京1993年2月24日电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局长沈图1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沈图同志是浙江桐庐县人。1936年在杭州上学期间，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抗大政治教员、分校政治处主任、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副政委、晋察冀军区二纵政治部宣传部长、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民航总局副局长、局党委书记等职。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在战争年代，沈图同志是我军的一名优秀政治工作者，1955年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杨成武孙毅唐凯胡逸洲（1993.07.18新华社发）

沈图同志在民航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几年。民航，成为他挚爱、精通、献身的终生事业。他在《沈图回忆录》中描写过他踏上新工作岗位时的豪迈心情：“我和航空一见钟情，我爱上了她，超过我所爱的一切。因为她是党的新事业的一部分，是振兴经济的双翼，是民族腾飞的翅膀。”

60年代初，周总理卓有远见地指出：“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沈图同志忠实、坚决而创造性地执行了周总理“飞出去”的指示。

沈图同志会同各有关部门制定了开辟国际航线的规划；并亲自主持每次国际通航谈判的准备工作。他善于依据中央的精神，制定出几种供选择的谈判方案，以应付形势的变化，作到主动、稳妥。他总是占有第一手资料和最新的信息，所以无论是向总理或其他负责同志汇报，他能作到胸有成竹，是中央决策的好参谋。

沈图同志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通航谈判。他善于驾驭谈判，在棘手的谈判中，通过曲折迂回而最终达到目的。连他的谈判对手都对他高超的谈判艺术十分钦佩。

1963年9月，沈图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巴基斯坦谈判通航协定，他提出由西线飞入中国的航线方案，受到周总理的肯定，使中巴通航谈判加快了达成协议的进程。1965年，他率团赴仰光修订“中缅航空协定”，获得我们日后飞行东南亚航线的业务权，这种锲进一点向外扩展的方案，充分表现了谈判的高水平。在基本完成东南亚的航线布局后，沈图同志又着手研究从北线和西线飞出去的计划。1966年初，沈图同志率团去莫斯科，虽然中苏关系处于冰冷时期，但几经周折还是签订了“中苏航空交通协定”，为我国日后经由莫斯科通往欧洲、非洲和拉美的空中通道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周总理指示，沈图同志同年5月又率团赴法国进行中法通航谈判，于1966年6月1日签订了“中法航空交通协定”，这不仅为中法顺利通航奠定了基石，而且为我国开辟亚洲到欧洲的航线铺平了道路，进而利用法国的通航点开辟通往非洲和拉美的航线。为建立中法直达航线，必须与航线经停的一些国家建立过境关系。为此，沈图同志又对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通过商谈，顺利地疏通了关系，为建立西亚和欧洲联程航线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文革”期间，周总理关于“飞出去”的指示受到严重干扰，开辟新航线的计划也暂时停顿下来。在此期间，虽然周总理多方保护，但沈图同志仍遭到迫害，关押达五年之久。

1973年周总理又一次指示：“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建设民航事业。”正是在这一年，由于周总理亲自下达命令，沈图同志才从河南南阳返回北京，恢复了在民航的工作。他身陷囹圄，却仍坚信党的领导，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表现出他一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他不计较个人恩怨，更加努力奋发，为民航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坚定地继续执行周总理“飞出去”的指示。

1974年，沈图同志主持了中日通航谈判，谈判经常夜以继日地进行，周总理曾抱病听取沈图同志的汇报，做了很多重要指示。沈图同志在谈判中一一加以贯彻，使中日通航谈判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理想的结果。

1980年进行的中美通航谈判，是我国通航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最复杂、最棘手的谈判，谈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分两轮进行。沈图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上海公报》的精神，全面指导了谈判。他直接负责与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商讨，把国务院领导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对策，结合通航业务，下达给在一线参加谈判的正、副团长，听取他们对谈判情况的汇报，制定具体的可行方案。沈图同志在同当时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谈话时曾这样形象地高度概括了中美通航谈判的特点和实质：“中美航空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在美国一边是‘天空开放、自由竞争’；在中国一边是‘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如何打开这扇大门，有待双方的努力。”如何打开中美的空中大门？简言之就是把两种冲撞的政策，调和起来。经过双方政府和民航当局的努力，最后于1980年9月10日，在华盛顿白宫内，薄一波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上签字，从而在太平洋上空架起了中美间1.6万公里的空桥。

沈图同志不遗余力地带领民航职工踏踏实实地积极开辟和发展国际航线，使中国民航飞向世界，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航空协定，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通向五大洲的航空网，实现了周总理生前关于“飞出去”的遗愿。

1971年11月19日，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作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历史性决定，1973年周总理指示应该参加国际民航组织。沈图同志从1974年至1983年曾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二十一至二十四届大会。以沈图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二十一届大会时，引起世界性的轰动，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欢迎和赞赏。在选举理事会的117张的票中，中国以93票当选为理事。沈图同志除在会上积极发挥作用，为提高中国民航声誉外，还十分重视通过会外交往，广结朋友。会议工作人员说：沈图先生举行的招待会，创出席人数的最高纪录。

在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史上，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沈图同志的业绩，他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做出一个又一个重大贡献。沈图同志在担任民航局长期间，正值我国改革初潮时期，他意识更新快、思想开拓、锐意改革，他坚决拥护并坚定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贯彻好三中全会精神，沈图同志提出民航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安全生产，改善服务，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来，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