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

王超北（1903—1985年），澄城县呼家庄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党，主要从事秘密战线的情报工作，解放前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超北先后担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对外贸易部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等职。1962年，王超北遭康生诬陷，被戴上“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冤狱达17年之久，1979年4月始得平反，恢复党籍。1985年10月1日病逝于北京。

基本资料

中文名：王超北

别名：王祥初

国籍：中国

出生地：澄城县呼家庄

出生日期：1903年

逝世日期：1985年

职业：地下党

人物简介

王超北（1905—1985年），初名士奇,化名王祥初、庞智，陕西省澄城县呼家庄人。先辈原住县西河，1900年年荒中移住呼家庄。父王丰轩,经营商业,渐至富有。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主要从事秘密战线的情报工作，解放前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建国后，王超北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外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副部级），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等职。

人物经历

1922年由省一中毕业考入南通医专。

1923年转入上海大学,当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初在西安转为共产党员,后回澄城,在澄城中学与张仲超(北京三一八烈士,三原人)一起创建澄城共青团特支,与张鼎安一起成立“澄城驱吴后援会”及“五卅惨案后援会”。张鼎安走后,他又发起“县政咨议会”,把运动引向深入,所写《非驴非马的澄城议会》一文,在上海报纸上发表,震动很大。7月,去延安省立四中任教,于四中创建延安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肤施支部),任书记。9月党组织派王超北去肤施(延安)创建党团组织。他以陕西省立延安中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成立了肤施地区最早的团组织--第四中学团支部，后改为肤施支部，他任支部书记。这年冬，王超北领导学生和群众开展“非基(基督教)”运动，声讨外国传教士勾结反动政府、军阀、土匪为非作歹的罪行。榆林镇守使井岳秀派兵镇压，逮捕了王超北及十余名学生代表。经党组织和群众营救获释。此后，王超北先后任西安城内第九党支部书记、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二师政治处主任、第十七路军卫士团军需主任等职。

1927年大革命中,担任国民联军驻陕第二师(师长高峻,驻寺前镇)政治处长,与王澍德、王谦益等组成国民党澄城临时县党部、澄城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为农民运动打开局面。

1928年6月,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配合渭华暴动,他在二师策动起义。渭华暴动失败后,调回省委工作。8月,任特科(中央军委)陕西特派员,同时任张汉民(特科特派员,杨虎城部队旅长)部军需主任。

1935年夏,他为陕北红军秘密转送的第二部电台,曾在澄城几度转移,后通过别的路线转送至陕北。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公开身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总务科长。抗战开始,调南京,在叶剑英、林伯渠领导下工作。上海沦陷前夕,他和毛泽民一起将500多吨捐献物品运往解放区。上海沦陷后,他曾两次去香港购买电台、医药器材和转运国外侨胞、国际友人捐赠的物资。第二次由香港返回时,广州、武汉已相继失守。他当机立断,绕道越南经海防、友谊关进入国境,再经广西、贵州至重庆,行程3万余里,安全到达陕西宝鸡。

武汉失守后,党中央代表董用威(董必武)指示他再次转入地下收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袭击八路军办事处的军事情报。以后成立了直属党中央的西安情报处,他担任处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调王超北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后又转到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先后在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伍云甫等领导下任八路军总务科长和运输科长等职。同年秋，王超北按叶剑英指示，和毛泽民一起，以八路军总部运输科长身份去上海，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下，抢送上了由上海爱国群众捐献给八路军的军需物资五百多吨。

1939年7月，王超北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去香港购买电台、医药、通讯器材、汽车等，同时，负责把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救护车等大批军用战略物资运回大陆。他又历尽千山万水，冲破层层关卡，把全部物资运送到陕甘宁边区和抗l3前线。同年国民党顽固势力推行反共政策，王超北受党组织指示，转人地下，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隐蔽的斗争。

1945年，他把父亲的遗产1万6千块大洋用来修筑秘密机关。他亲自设计，在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今63号)院落，建筑了两个地下工作室和两个人口、三个出口、全长约二百米的地下通道。在国民党特务、宪兵、警察林立的西安，王超北在中共地下党员贺修之的大力协助下把电台设在国民党军政府主席祝绍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同时，他开辟了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护送革命干部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给党中央传递了不便电传的大批秘密情报资料。他不是诗人,而常常以诗的语言抒发对党对人民的忠忱。1945年秘密去延安途中写到:“抬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春风马蹄疾,鞭快身如飞。

解放战争时期，在宜川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战役中，特别在宜瓦战役前后，王超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关于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重要情报，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l947年10月，中央表扬王超北说：“最近你处所来军事情报颇有价值。”次年7月，中央进一步表扬他：“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同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几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王超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这个军事战略情报弄到手，并及时准确地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曾对他身边工作的叶子龙说：“超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到西安解放前，王超北先后共建8座秘密电台，收发电报2000多份，24万多字。为了迎接西安解放，王超北组织了由西安情报处领导的地下武装--民众自卫队，同时，策动国民党军人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初，宜川战役前，为了搞到确切的军事情报，蔡茂林运用各种关系，竟然打开西安绥署参谋处的保险柜，从中搜集情报。

1949年西安解放,十年间向党中央输送了大量情报。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的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的军事情报,对胡宗南的人事调动、兵力分配、作战部署,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1948年8月,他得到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机密,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尚不知晓,党中央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机密,作出大兵团作战的决策,发动了三大战役。毛泽东曾说:“庞智是无名英雄。”胡宗南逃跑之前,他在掌握敌特的潜伏破坏活动,争取地方武装力量,联系上层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62年，王超北编写了一篇回忆西安情报处同胡宗南集团斗争的文章--《古城斗“胡骑”》，被康生诬陷为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把他秘密逮捕入狱。“文化大革命”中，他进一步被诬陷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5年在珠江农场写到:“虎口余生敢交锋,天留铁汉斗康生,流放南国不觉老,引颈北望迎春风。

1979年，王超北冤案平反，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顾问(副部长级待遇)。

1980年身患重病仍豪情不减,写了:“冤狱廿载气犹豪,革命恨无杀人刀,他日若得龙泉剑,敢与天公斗三遭”的诗句。

1985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去世后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对他一生对革命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

功绩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记者采访了王超北之子王乃平。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句俗语在王乃平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他幼年时期开始跟着父母“住机关”，六岁就会放哨，十四岁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如今已年逾古稀的王乃平，斯文平和，但他的眼睛仍不时闪耀着犀利的光芒。谈起父亲，王乃平充满了崇敬和敬畏之情：做情报工作非大智大勇者不能胜任……

西安历来就是中国西北部的军事重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兵家必争之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西安也随之成为蒋介石进攻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要地，驻有重兵。那时，上海中央局特科派王超北在西安搜集蒋介石部队的军事情报，并筹集物资，支援陕北红军。

1940年的秋天，王超北在西安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理物资时，中央代表林伯渠正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鉴于当时王超北的身份还没有完全公开，林伯渠便布置王超北利用本地人的条件，搜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的情报。

此后，王超北便在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直接领导下，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化名王祥初，开始从事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

领受任务后，白天王超北在西安城四处活动，晚上去西安办事处和伍云甫分析归纳了解到的情报，由办事处的电台转发延安。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觉得这样既不便捷又不安全。伍云甫就和王超北研究，最好在办事处以外的地方再设独立的电台，这样既方便工作，又比较安全。

1942年秋，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路经西安，听取了王超北的工作汇报，特别对在办事处以外架设电台一事十分关心，并建议“可以把电台架设到敌人司令部去”。在最不安全的地方却包含着安全的因素，这是革命的辩证法。王超北静待时机。

1943年春，机会终于来了：新任陕西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绍周要成立五个无线电工作队，这立即引起了王超北的注意。王超北托人找到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经济，拜托徐为自己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找个工作，并且务必给留一个队长的位子。其实，这就是将电台架设到敌人内部的绝佳时机。

无线电工作队是一个技术性的差事，也不是什么肥缺。因此来人一开口，徐经济就答应了。于是，王超北找到了雷光斗，雷曾在杨虎城部队当过无线电工作队长，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找不到组织脱党了，现正待业在家。王超北便问他：有一个无线电工作队长的位子愿不愿干？雷光斗听了立即答应下来，并一再表示感谢。西安情报处就这样把秘密电台“架到了敌人司令部”。

鉴于当时对敌斗争的严峻形势，为躲避敌人搜捕，秘密电台不可能由一部电台长期担任。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共建立了8部秘密电台，这些电台根据形势需要，有时建在反共顽固分子咸阳专员公署无线电队里，有时建在敌防空司令部，有时建在西北行营主任的后院，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躲避敌特的搜捕，依王超北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经验，要想进行长期的地下斗争，没有一个安全隐身之地是不行的。根据斗争的实践，特别是考虑到以后情报工作的需要，王超北萌生了修筑既能藏进又能逃出的秘密地下工作室的想法。

1940年10月，王超北用其父留下的遗产买下了大莲花池街7号和王家巷24号甲、24号、25号四个院落。这四个院子的院门分别朝向西和南，但院子的深处却可以连在一起，是一个修建秘密机关、修筑地下工作室的理想地理位置。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大工程：在地下五米深处挖了两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件，另一个安放电台。地道内，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还有存放密码和文件的密室，调节空气的天窗设在地面厨房的烟囱里，传递消息和食品则通过后院的水井。

四个院落表面看互不相干，但在地下是相通的，院子里住的也都是我们的同志。有一次王超北遇到特务搜捕，他通过地下通道来到24号甲院，从搜捕的特务身边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大莲花池街7号院是王超北的住所，同时也是西安情报处秘密机关所在地。地下工作室建成后，西安情报处机关就搬了进来。从此这里不但是西安情报处秘密工作的指挥部，而且还是秘密电台的台址、地下油印刊物的印刷所。可这样一来，这里也就成了敌人集中侦查的目标。

敌人当时只知道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穿过八路军军服、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过联系的人，却不知地下另有乾坤。尽管敌人百般搜查，却始终不知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更不知男主人（即王超北）的“庐山真面目”。虽然报户口时，户主的姓名是真实的，但却被告知这家的男主人“在上海做生意，是个长年不回家的人”。敌人每次来查，只由“住机关”的李天筠（王超北的爱人）以家庭主妇身份出面应付，其他人则躲进地下室。秘密地下工作室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次，院里突然闯进二十多个特务，用尺子测量，用锤子敲击，也未能发现丝毫破绽。

在敌人疯狂进攻的岁月里，王超北及西安情报处工作人员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在房子里，他们不能大声说话、咳嗽，王超北甚至连听孩子喊“爸爸”的自由都没有。因为主人既然已“去上海做生意”，孩子们若喊爸爸，万一被敌特偷听到，就无异于向敌人告了密。

情报搜集到以后，需要及时传递。当时，传递情报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电报传递，一是交通员传递。电报的优点是迅速、及时，但也有局限性——文字不能太长。这样一来，诸如敌人的高级军政会议记录，成册的秘密文件资料、图表，成册的武器弹药统计等材料，就必须由地下交通员传递。1939年起，王超北率领西安情报处先后建立了东路、北路、南路三条秘密交通线，其中东路、北路是去往延安的，南路则通向重庆。

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围绕陕甘宁边区筑起了一条“千里封锁线”，这条封锁线东起黄河西岸，西接甘肃、宁夏，在封锁线上，碉堡层层林立，日夜有武装巡逻，每个来往行人，都需经哨兵的严格搜查。只要稍有破绽，货物就会被没收；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多数会被押送到劳动营受折磨，或被秘密杀害。奔忙于三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完成了一项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有一位叫史乾的老交通员，虽然是位普通的农民，但他很会对付敌人。有一次，他送的情报写在薄纸上，折叠起来藏在火柴盒的底层。过封锁线时，敌人把他全身连内衣都搜查遍了。史乾很机警地把火柴盒拿在手里，随手递给搜查的哨兵一根香烟，从火柴盒中取出火柴替哨兵点火。哨兵被香烟吸引住了，丝毫没有注意到火柴盒中的秘密。就这样，那份绝密情报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通过了封锁线。

在白色恐怖中，西安情报处建立了两条通向延安的秘密联络线：一条是天上的红色电波，一条是地下的红色秘密交通路线。两条线互相配合，保证了情报信息的畅通。

王超北在西安的情报工作，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和保护文化古都西安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收集胡宗南部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情报，对取得解放西北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表扬。毛主席曾赞扬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王超北是“情报专家”，并说“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一个师”。

打入敌人内部，刺探秘密情报，必须发挥个人的机智、勇敢和才能，并且充分依靠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斗毅力。西安情报处的同事就是依靠这一条，在刀刃上行走，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

西安情报处第一个深入到敌人魔窟的是李茂堂。李茂堂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来陷入敌人营垒。“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李茂堂于1941年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表示愿意为党工作。后来，为了便于为党工作，他请求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调查室专员，也就是中统在西安的特务头子。

根据党中央关于全面开展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王超北经请示党中央，同意李茂堂为党工作。从此李茂堂就有了两重身份：表面上，他是国民党中统在陕西省的特务头子，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1945年10月，党中央任命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李茂堂利用中统专员的身份，向党提供了敌人的许多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知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出敌人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同时，他对掩护地下党组织，保护西安情报处工作人员的安全，破坏敌特组织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9月15日凌晨，西安情报处收到延安加急电报：关中派到西安执行任务的汪戈同志，在西安被中统秘密逮捕，此人与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地下党组织的安危有很大关系，必须迅速搞清情况，火速营救。汪戈是14日晚因有人告密被捕的，中统已知道他是从关中来的共产党，带有法币1000万元，还有信件。汪戈在被捕后，态度很坚定，敌人准备严刑逼供。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正面营救已不可能了，只能通过李茂堂想办法。

李茂堂即去找案件承办人，表示对汪戈案十分关切。他看了汪戈有关材料后说：“此人无异是从关中来的。不怕他嘴硬，用重刑！此事由我来办！”于是，李茂堂连夜秘密“提审”汪戈。室内摆出各种刑具，李茂堂装出异常凶狠的样子，大吼：“上重刑！”并亲自动手，只在汪戈的太阳穴轻轻一击，汪戈就昏了过去。李茂堂骂道：“死了，倒便宜了你。快拉出去埋掉！”就吩咐把汪戈抬上汽车，开往城外。这时，汪戈已苏醒过来，李茂堂取下他身上的脚镣手铐，往屁股上踢了一脚，低声说：“还不快跑！”他还虚张声势朝天开了两枪，骂道：“他妈的，活过来了，没那么便宜，老子送你上西天！”就这样巧妙地放走了汪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