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投元的人中，为什么只有蒲寿庚遗臭万年？
南宋末年，面对泰山压顶而来的蒙元帝国，杭州的朝廷再也无法偏安下去。尤其当长江防线失守之后，整个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已经全面崩溃。虽然还有文天祥这样的死忠在不懈抵抗，却终究是难以挽回颓势。
但在多如牛毛的投降者中，担任泉州市舶司大佬的蒲寿庚却特别突出。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恶臭的名声，还让后人在百多年后遭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清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蒲寿庚的臭名声和他后世家族的行为选择有一定关系。但仅从他个人所处时代的现实角度来考虑，蒲寿庚的做法并没有任何不妥。只是因为他的非中原文化出生，所以容易被人做针对性的批判。这种情况在元末明初，分布发生了两次。
蒲寿庚的先祖最早来自阿拉伯半岛或者波斯地区，是非常典型的穆斯林商人家族。甚至可能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他们家族就已经是一个世代出海经商的血缘团体。但有史可查的家谱，则源自今天的越南南部国家占城。这也是当时印度、波斯、阿拉伯和犹太商人都经常出现的情况。家族会随着生意的开展，不断进行移民。蒲寿庚的先祖，就是在10世纪左右抵达广州定居的。
在当时，广州和北面的泉州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港口。从秦末汉初到明朝建立之前的千里，当地都是西洋商人聚居的地方。广州城虽然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损失惨重，却还是在之后的南汉时代得到了恢复。这也是蒲寿庚家族会定居当地的原因。而且根据当时的宽松制度，这些外番商人在沿海的社区可以实施内部自治。社区内部有自己的民事或宗教长官管理，与后来清末再次出现的租界是非常类似的。
唐宋两朝的统治者，之所以会制定如此宽松的政策，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考虑。首先是这些外番商人为自己在农业收入之外，带来了比较不错的商业收入。其次，如果按照内地编户齐民的习惯进行同行，就会使得外番很快失去基于自己原有社会结构的贸易、技术特色。最后，当时的南方经济并没有凌驾于北方。尤其是在多山而农业产出不足的岭南和闽越，并不被统治者视为需要重点把控管理的区域。
所以，类似蒲寿庚家族这样的商人团体，就逐步在广东与福建地区兴盛起来。他们不仅坐着个人买卖，还经常会受到唐宋两朝的器重，成为朝廷的招商代表。不少人就这样将住在南洋其他地方的老乡或家族远亲，汇聚到广州和泉州两地。
然而，也正是这些繁荣壮大的自治团体，在后来同南宋流亡朝廷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南宋小朝廷需要大量的船舶，方便自己一路南逃，自然盯上了当时已经在泉州落脚的市舶司大佬蒲寿庚。按照传统东亚帝国的统治理念，皇帝征用民间人士的船舶，是可以直接下指令执行的。
但对于西域来的众多商人而言，他们在自己的母国和团体内部根本不存在这种单方面的索取习惯。无论是欧洲还是西亚等地的统治者，都会需要征得自治团体的同意，在给予补偿后才能征用船只。如果对方不愿意，又采取激进的强制手段，就属于违法。因而，在欧洲和西亚爆发的很多中世纪战争，就是需要索取的君主VS地方利益团体的较量。
这种矛盾因为文化差异而显得特别尖锐。实际上在当时，有很多南宋的官员和地方豪强，都先后投靠了南下的元朝军队。追杀南宋小朝廷的军队中，就有诸如范文虎这样很有名的无能将军。他一生所有的胜绩，几乎都是站在蒙元一边追杀旧主时所获得的。蒲寿庚根基于形势判断，也知道南宋没有继续下去的希望。自然做好了投靠元朝的准备。他所管理控制的泉州，也因此向南宋朝流亡者关上了大门。
南宋的流亡军队，因此数次尝试进攻泉州。主要负责军事事物的张世杰，甚至准备对蒲寿庚家族进行抄家灭口行动，并强行控制停在港口的船只。结果，南宋的残军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攻克已有防备的泉州。哪怕获得了城市附近的部分豪强支持，宋军的战斗力也比不上蒲寿庚等人组织的城市民兵卫队。
因此，在元军抵达后，泉州就毫无悬念的向蒙古霸权投降。泉州当地的穆斯林商人势力，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地方权益。在重视封建制度超过帝国体系的元朝，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不少来自金国境内的汉人军阀，就在效忠元朝后成为了自己地盘上的世袭领主。他们为元朝提供的步兵和水军技术，很快就抵消了南宋军队在这些方面的薄弱优势。一些原本隶属南宋的将领，也在投靠蒙元后，获得了类似的待遇。可以说是蒙古人的制度优势，让他们在军事压力之余，选择了背弃旧主。
主动投诚的蒲寿庚家族，自然在蒙元到来后获得了比一般投降者更大的利益。他们对泉州的控制，在元朝朝廷的认可下完成了合法化进程。泉州也就在元朝时，经历了城市历史上的最后繁荣阶段。
一直到元末，蒙元朝廷开始进行阶段性的海禁政策。企图将原本由私人团体为主的海洋贸易，转移到朝廷直接控制的官营船队身上。这就让诸如泉州蒲寿庚家族这样的商团，感到十万个不舒服。最终，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元朝依靠武装汉族地主武装，用兵力优势吞没了泉州。包括蒲寿庚家族在内的西亚和中亚人后裔，在城破后遭到了血洗。
可以说，蒙元在其统治后期的类似做法，在最大程度上破坏了自己建立的封建体系。这为后来无兵抵御红巾军等武装的窘境，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地方势力，也看清了元朝的决定性变化，开始对其存亡抱事不关己态度。
明朝建立后，击败了控制福建的地方派领袖陈友定。一直希望以个人意志来整顿全国的朱元璋，随即对泉州的蒲寿庚家族后裔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洗。朱元璋甚至下令将幸存者全部发配充军或做妓女。之后更是制定了严格的同化政策，打着同化异族的名号，准备将所有游离于编户齐民制度外的人口都予以收编。
已经死了很多年的蒲寿庚，也因此被定性为极度反面形象。这么做的原因，同样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朱元璋希望消灭各地方的自治团体，将全部资源都置于编户齐民系统予以支配。蒲寿庚家族这样的地方商团，还具有国际影响力，自然是重点打压对象。其次，蒲寿庚的外族出生，更容易被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反面经典。相比那些出生在金国和南宋的汉军世候，向普通人解释蒲寿庚的恶名是更容易的事情。
于是，今天我们常见的蒲寿庚形象评价便基本定型。尤其是在明朝之后的历史上，屡屡遭到外部压力的挫败，更需要在历史上寻找聊以自慰的宣泄口。蒲寿庚这样的人物，自然和石敬瑭一起，成为了软弱的士大夫宣传政治正确的最佳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