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的事迹

殷纣王是中国暴君的典型。这似乎已成千古定案。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如“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读之令人毛发悚然。而近年出现的舞剧《凤鸣岐山》，再现了殷纣的暴君形象。

不过，在一片骂倒声中，偶而也会听到一两声异音。二千余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也许是受到先哲的启示，清人崔述认为纣的罪状只有五条。近人顾颉刚更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意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顾颉刚为此作了详尽的考证，人们由此了解到，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于是，传说中的殷纣形象遭到了不小的冲击波。

确实，要为殷纣王翻案，谈何容易，然仍有人愿作一尝试。开始，翻案者是小心翼翼的，认为纣很有才能，在历史上是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你看，《史记殷本纪》中纣的形象。“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俨然是奴隶主中的英杰。纣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对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定功劳。

有人提出为纣王彻底翻案，纣王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地位驾乎武丁、周武王之上。暴君的帽子是敌对派强加给他的，所谓罪恶的记载，多出于“寓言十九”的战国及以后人们的尽情夸大。翻案者认为，要正确评价纣王，应当依据《尚书》，而《尚书》中所提出的六条罪状无一属实，乃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所谓酗酒，无非殷人本好酒，而纣酒量或许特别大些。所谓不用贵戚旧臣。是以纣王兄微子启为首的反对派，因丧权失势而强加于纣王头上。所谓登用小人，是提拔奴隶小臣为大夫卿相，这正是进步措施。所谓听信妇言，其实是因人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纣王妇可能是与武丁时代的妇好一样的杰出人物。所谓不留心祭祀，乃弥天大谎，出上卜辞证明，帝乙（纣父）、帝辛（纣）时期的祀典最为完备。那么，商朝何以亡于纣？翻案者认为，殷商覆灭主要有四条原因。第一，殷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遂分二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他们进行了种种卑劣的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阴谋行刺、卖国求荣等等。第二，纣王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息训练，即遭意外袭击。第三，大阴谋家周武王乘机起兵伐商。这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强悍而有组织，并有杰出领导。第四，牧野一战，俘虏兵临阵倒戈，动摇分子一哄而散。

彻底翻案者还为纣王带上了千古英雄的桂冠。因为他平定东夷，开拓东南，用人惟才，重视俘虏，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积极提倡音乐工艺。这些进步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难道纣王果真不是暴君？难道史籍记载都虚妄不实？人们开始深思，怀疑、辩驳。

多数人认为，纣王罪状确有其事，翻案文章缺乏依据。第一，纣王酗酒不容否定。纣王时奴隶主们酗酒成风，史料确凿，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腐败。事实上，武王代纣，未举纣王酗酒之罪。纣王酗酒资料，见于周朝的内部文告，是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何必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这又怎能说成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第二，纣王登用小人亦非虚构。翻案者说费仲“善于理财”，以此证明纣王不是登用小人，而是“用人唯才”。但史实呢，费仲好利，接受周人的美女。九驷等大礼，在纣前为周美言，以致周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还熟视无睹。因此，费仲之流恰恰是商朝的内奸。第三，“惟妇言是用”，是周武王列举的纣的第一条罪状，决非毫无根据。据《尚书》，纣所作所为与妇言有关，而翻案者假设纣王妇是巾帼英雄，显然缺乏依据。第四，不用王族而重用四方罪人，加剧了纣统洽集团的内部矛盾，并造成亡国原因之一。显然，多罪逋逃绝非劳动人民，如何视为进步措施？总而言之，有关纣王暴虐的许多材料，见于周人内部文告，以此为鉴，追求长治久安，不能视此为周人宣传材料，而一笔否定。

反对翻案的人们进一步认为，纣王根本未建立煌煌勋业。据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所载，东夷和夏族很早就有联系。征服东夷时代虽不可考，但至迟始于帝乙时期。纣曾重新征服东夷，武王伐商时东夷复叛，周公和伯懋父等又征服过。可见，征服东夷，既非始于纣，亦非终于纣。进一步说，征服东夷具有侵略性质，何能列为一大功劳。因此不能认为纣王征东夷是开了中国大一统的先河。至于说纣王及纣王以后殷人对落后的东南区域传播了文化，同样颇费考订。目前，尚无确凿资料证明殷民族及其同盟国曾发生大规模南迁，这一说法在史实上发生了破绽。进一步说，中国的东南区域在当时亦未必极落后。中国古代文化分布颇广。位于山东地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部族及国家，在纣王之前已享有很高的文化。山东、河南的龙山文化，远在史前，不必说了。湖北、安徽的青铜文化，时间相当于殷代，风格迥异于安阳，而工艺水平很高，决非纣伐东夷后开拓出来的。至于赞扬纣王发扬光大了殷人的传统文化，更加不足为据。因为，有关纣作璇宫，倾宫、鹿台、玉床的传说，正说明纣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能作为功绩。而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得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似乎有些穿凿附会。而从“纣有亿兆夷人”这句话，引出纣王“重视俘虏”的结论，似乎也缺乏史实依据。因为此语源出《尚书泰誓》，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辞。文中的夷，指纣王统治下的商族人民。总而言之，反对翻案者认为，殷王朝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而纣王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加速了复灭的进程。

在探讨纣王历史地位时，还引出了“微子启何许人”的问题。有人认为，微子启并非帝乙的长子，纣的长兄，而是朝中元老。其实，朝廷内亦来形纣成和微子启两大派。《尚书微子》篇记载，微子感到商朝将亡，想脱离王朝而避祸。悲观失望，怎能说是“造谣中伤”？计划归隐，怎能说是“派人投降”？去国无踪，怎能说是“发动内讧”？

在有关殷纣王是否暴君的论战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立派双方所使用的史料惊人地接近。看来，在新材料未发掘之前，要解决数千年的悬案，只有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进一步研究，对史料详加考订，从而作出实事求是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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