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雍正皇帝在民间和野史在老百姓心中是位残暴的帝王？
雍正一上台就严厉反贪腐；雷厉风行实行新政，改革很多弊政：开源节流，提高官僚体系效率，改革税制，增强国力；废除贱籍，让乐户惰民户丐户贱籍恢复良民籍，与平民平等；尤其是后来摊丁入亩（即废除人头税）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两个改革，打破了千年来的传统帝国规矩。
雍正的历史声名不是一尘不变的，大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清朝文网严密，忌讳极多。在政治压力之下，清朝人对自己身处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当代史”的写作有很大顾虑。文字狱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对修书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压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抑制”现象，即自觉地审查出版物是否“违碍”甚至“悖逆”。故而可以说，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过不满，这种意识亦无从传开。在18世纪中期以前，可能都没有多少可读的“当代史”读物；而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史馆传记及《清实录》逐渐被文人官吏抄出传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书的流传，清朝人才开始有稍微丰富一些的“当代史”阅读。换句话说，18世纪后期出现的“本朝国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叙事体系及官方披露史料。在这一状况下，对身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会有任何负面评价。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从18世纪后期的两种带有反清色彩的大众文化秘密教门与天地会中窥探那个时代的人是否恶评雍正。天地会话语的特点是“蒙冤-反抗”（对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见《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并没有对雍正帝有恶评；而秘密教门白莲教也找不到这种意识。这不难反映出，当时即便是下层老百姓，也是不会对雍正帝有什么特别的恶感的，不然这些反清大众文化早就与之结合了。
这里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谓“翻案”问题。诚然，乾隆初年对雍正时期的许多改革措施有过修改，对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过一些处置，清史学界习惯称之为“翻案”。但乾隆帝从未对乃父加以任何负面评价。相反，当王士俊奏疏中触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谴。
然而，负面的书写没有流传开，不代表不存在。雍正帝即位后，其政敌便已将许多谣言流传开，并最终酿成曾静案事实上，考虑到雍正帝主要政敌允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间得罪被惩的大量官吏及其亲属，可能会对雍正帝留下负面记忆的人数是相当之多的。这些人除一部分被处决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为数不少，他们对雍正帝无疑有负面情感，愿意传播谣言。这是“恶评雍正”在人员群体上的基础。而《大义觉迷录》的颁行、曾静的巡回宣讲，无疑也是为负面谣言进一步流传埋下了伏笔虽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说明白”，但从历史的走向来讲，应该说是事与愿违的。必须要说的是，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低谷，而且书籍等信息载体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对雍正帝的负面观感并不是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是零零星星地隐伏下来，很多具体信息湮没了，只剩下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断，可能凭借口传或极其隐晦的记载在小范围中流传。可是，这些隐伏下来的零星意识（几乎可以改说是“零星遗忘”），最终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后突然绽放，变为“恶评雍正”的资源。
(2)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许多在18世纪后期隐伏起来的观念，虽然疑信难详，但在这一风尚之下被当成信史写进书中，广为流传。这方面有两种汇编性质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得窥究竟。一种是民国九年出版（注意，这是汇编的出版时间，实际上所收之书的出版时间已经不可考）的《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书社标点再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在此基础上复加选辑出版，后者为易得之书，经常参与京东满减活动），另一种是小横香室主人在1936年纂成的《清朝野史大观》（上海书店1981年重印，近年来该书标点本反复被各种出版社再版、重印）。这两种书籍都不是由专业史家撰写的，作为史书来讲价值很低，但却能让我们看到20世纪初的通俗读物里对雍正帝的评价。我们也无需大段撮抄史料，只需要看看《清代野史》里所收录的《清代外史》目录就知道这种书的风貌了：
另外一种《清代野史大观》里关于雍正帝的条目，也都是这类货色：
在这一风潮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逐渐被塑造为“弑父篡位”、“杀弟屠母”、“滥杀功臣”、“贪婪狠毒”等等，对他的评价便迅速走向负面了。
(3)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1970年代后期开始，几种重要的清代史籍《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或影印本。这些图书大都不是首次被人读到；然而，这一轮出版热潮，由于中华书局发达的图书销售网络和官方图书馆体系广泛铺开等缘故，令这些图书获得了不曾有过的关注度。以往秘藏宫中或在小范围内流传的图书，现在则购置颇易，这是清末民国靠琉璃厂书肆流通书籍时所无法比拟的。至此，清史终于有了可靠且易得的参考书。
而随着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阅览档案，许多档案得以出版，清史的史料视野进入了一个爆炸状况。很多在以前不可研究的问题，比如康雍乾三朝的政治史、社会史，就此门户大开。随着四十大本《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出版，结合《清实录》，我们终于可以直面雍正朝政治改革的实践了。
到1990年代中期，雍正朝政治史的研究成为了显学，这些研究显示出雍正帝博采众议，并且对官僚体系采取了大胆的管理策略，推动“耗羡归公”、“摊丁入地”等财政体系改革措施，化解康熙中后期国家治理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弊病，对18世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基本上是体现了皇帝铁腕改革者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