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焚书
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史吴前例的文画大哥命刚刚开了序幕,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忽然掀起了一阵“焚书热”,几乎家家都在门前或者附近挖一个坑,把要焚毁的书浇上煤油,一本本付之一炬。没有人下什么命今,只是听说洪魏兵快要来抄家了,还是早点消灭“罪证”为好,于是大家就主动焚起书来。我仿佛记得,最早带头楚书的好像是原中供湖南省萎第一叔记、当时担任中南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小舟同志。在我们这一带,他是个目标最大、而且具有“前科”的“走字派”,又是彭、黄、张、周“反当集团”的第四号人物,所以惶惶不可终日。他要焚的书并不多,只有一点点,大概是日记之类,一会儿就烧完了。但此举并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和减轻他的“罪行”,过不了多久他在被揪斗了几次之后就服毒自杀了。
还有一户焚书最多的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肖殷同志,他藏书甚多,同时职居中供中难局宣船部文一处处长,自然是“重点户”。他几乎把所有的书全部烧光,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余烟袅袅,不绝如缕,这样反而欲盖弥彰,果然不多久,洪魏兵就来抄他的家了。
(黄秋耘,焚书记,一九九0年三月,434)
古今中外的不少统治者,都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是“以为自古莫及已,他是伟大中的伟大,圣哲中之圣哲,一方面又怕人议论他。应劭先生为“偶语弃市”作《集解》说:“禁民聚语,畏其谤己。"这同朱元璋在做了太祖高皇帝之后不许苏州人“讲张”一样。苏州人把讲话叫做“讲张”,因为所讲者张士诚也。张士诚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在苏州,比朱元璋得民心得多了。素始皇的“偶语弃市”,正是他二世而亡的伏笔、这是真正的历史辩证法,没有力量可以抗拒的。
(论烧书,冯英子,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436)
“阿拉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段记录摘自鲁迅先生。
焚书者的理论总是简单明了的,斩钉截铁,不容抗辩,总是有一种神圣威严的王者气象,再加上一种维护神圣的信徒情味。
奏始皇的理论是:“黑白而定一尊”。既然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统一了国家,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钱币、车轨和度量衡,那么,进而统一言论以至思想,在征服者和归顺者看来,就是天道之内的事情了。
罗马教廷的理论是:铲除异端,消灭邪恶,宣讲信仰,培养道德。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非但理论简单明了,异端裁判所的审讯条例更是简单明了的:“…四,一切有利于被控告人的证词都不能成立。任何从事有利被控告人的活动,都要予以最严厉的惩罚。…六,被告可以不经审判便予处死;…七,被告认罪后,如又翻供否认,即不再审讯,予以火刑。......”
还有希忒勒的理论:“今天的任务是造就一代新人。““阻止一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到愚蠢和贫困的状况,这是国家灵导仁的职责。这一堕落趋势必将在某一天结束。”希忒勒的文画哥命目的,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德国文化,重新塑造意志民族的灵魂。为此,“清除有传染危险的霉菌”便是必不可少的了。纳粹宣船部长赞美说:犹太和知识分子的帝国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灰烟中,一种新的精神诞生了。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至高无上的理论,任何申辩的言辞都自然枯涸、粉碎。人是不可能对铁墙说话的,何况是金碧辉煌的铁墙呢?任何话语一经碰上铁墙,就会弹片一样反弹回来,堕入污泥,或击毙言说者自己。
于是诗人海涅写道:“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
......
一九三三年四月,德国那粹当局开始在报刊上公布德国和外国作家的禁书目录,宣船部的清单列出百多名作家,一万二千余种书箱。马刻思、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杰克伦、纪德、左拉、弗洛伊德、普鲁斯特......简言之,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攻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德国人民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矩。”
五月十日,一场”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焚书运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希特勒青年团员、冲锋队员,举着火炬进发,纵队的首领是柏林大学的著名教授。这样一个队伍,唱着歌,点燃了广场上焚书的火海。柏林、波恩、法兰克福、慕尼黑、纽伦堡......的夜空,被烤得通明。
大学生!大学教授!焚书!与冲锋队一同焚书!在今天,我们读到历史的如是记载,为禁为之愕然。
(筱敏,书的灰烬,443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