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啥啥不成的上进皇帝---宋神宗赵顼！

他积极上进，事必躬亲，却什么事都没做成。

1085年4月1日，宋神宗赵顼在福宁殿忧郁而逝，享年37岁，是北宋第六位皇帝。

关于宋神宗，历史上的评价虽然没有他爷爷宋仁宗高，但是他也绝对不是一位昏庸之主。不然他也不会同意王安石进行变法，甚至在王安石被罢免之后，亲自出来领导变法。

如此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为何会在正值壮年忧郁而终呢？

还是得从他的身世说起。

神宗并不是宋仁宗的亲孙子，神宗的父亲宋英宗，是赵光义的曾孙，因为仁宗没有儿子，所以英宗早年被仁宗收为养子，仁宗死后，英宗就即位了，可惜英宗命短，在位4年就驾崩了，于是神宗即位。

虽然神宗不是仁宗的亲孙子，但他毕竟生在庆历年间，当年的庆历新政对他的个人成长影响很大。直至他19岁即位，立志要针砭时弊，效仿甚至是超过爷爷宋仁宗，改革北宋社会的弊端，开辟清平盛世。

既然神宗有如此抱负，那为何最后改革会失败呢？

第一，神宗改革过于急躁。

相比爷爷宋仁宗，神宗绝对是一个更加上进的皇帝。刚一即位，神宗就启用了一直力主变法改革的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开始一起研究商讨变法之事。

其实当年王安石就根据变法之事给仁宗上过万言书，但是仁宗一直没有重用王安石。如今神宗即位，改革决心更加坚定，二人在一起如同干柴遇到烈火，神宗很快便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

然而，在变法的态度上，神宗跟他爷爷仁宗却不太一样。当年仁宗重用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仁宗的态度是叫范仲淹放手去搞，搞不好就拉倒。但神宗绝不学爷爷仁宗的态度，他任王安石为相，在全国上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

同时他还先后罢免了很多否定变法的官员，如当时的御史中丞吕公著，所以，相比之下，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无论是在改革内容上，还是在变法态度上，都要比当年的庆历新政更猛、更剧烈。

第二，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如此刚猛的改革力度，虽然使变法在初期获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让守旧派的人数越来越多，结果这种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无休止地内耗下去，使政局陷入了“零和博弈”最后连当年跟范仲淹一起主持庆历新政的韩琦都站到了反对变法的阵营，很快，改革派分裂，守旧派又得势。

王安石不堪重负，身体被掏空，辞去官职。

立志改革的神宗当然不肯就这么认输，他对改革的态度一直是尽全力去搞，搞不好，我自己来。现在王安石不干了，神宗要自己上了。

王安石罢相后第二年，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亲自主持变法，继续推进新法，史称“元丰改制”。然而宋神宗还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守旧派，不仅新法的推进收效甚微，而且守旧派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局之上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此下去朝局势必大乱，后果严重，于是宋神宗开始思考解决办法。

第三，对西夏战争的失败，让他英年早逝。

元丰四年（1081年），机会来了。西夏的梁太后囚禁幼帝，引发了西夏内乱，宋神宗认为这是绝佳的机会，当年爷爷仁宗也这么干过。不仅可以趁机收复失地，还可以通过对西夏的战争转移注意力，缓和朝廷之上由变法引发的矛盾。

但是，在对西夏的战争态度上，神宗和爷爷仁宗也不太一样。当年仁宗的态度是放手去打，打不赢，就议和。然而神宗却不这么想，他下旨召集五路大军，准备一举灭掉西夏。

结果他再一次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敌人。五路大军全军覆没，20多万军民败亡。当全军覆没的战报传回汴京时，宋神宗当场恸哭，从此一病不起，于元丰八年（1085年）在福宁殿忧郁而逝，享年37岁。

纵观宋神宗一生，积极上进，事事躬亲，却似乎哪件事也没做好。再看他爷爷宋仁宗似乎做每件事都不上心，却还都做的不错，成了“仁宗盛治”。

如此看来，当皇帝还真没那么简单，光有决心不行，还得有能力。光有力气也不够，还得有运气。神宗能力不足，运气又差，而且还没学会爷爷仁宗的无为而为，空有一腔抱负，积极上进，事必躬亲，最后还是落得忧郁而终。

当然，话说回来，神宗的失败原因也不全在他。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当时北宋政局之上，两派势力已然站队分明，派系斗争已经无法调和，这种局面是在庆历新政时确定下来的，所以当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变法，等于给北宋朝廷下了一剂猛药。

最后连王安石都明白了，他在辞官之前向神宗感慨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这大概跟《道德经》里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道理吧，可惜宋神宗到死都没有领会，他不懂得该收手时就收手，既是帝王之术，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至于王安石，在变法上呕心沥血，却没得到好的结局。也基本符合古代变法者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