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只会都蟋蟀的贾似道真的误国了吗？得到忽必烈最大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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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人们提起贾似道，总是将他与“误国”二字并提，那么贾似道是否误国，或者说南宋灭亡的主要责任是否该由他来承担?
人们在提到贾似道误国时，往往指的是贾似道专权误国，也就是说由于贾似道大权独揽，最终导致南宋灭亡。诚然，权相政治对南宋确实造成很大危害，权相控制台谏、排斥异己、结党营私，从而造成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加剧，政治更加黑暗。且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难以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然而，权相政治并非贾似道所独创，南宋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着权相政治。贾似道之前，南宋就出了秦桧、韩倪胃、史弥远三大权相，高宗朝的秦桧打击抗金势力，排斥正直大臣，以金人为后盾一手遮天，宁宗、理宗朝的韩倪胃、史弥远，相继专权长达四十年，韩住胃先制造“庆元党禁”，后又对金开战。史弥远则任用“四木三凶”，独霸朝廷，造成南宋自中期时政治便愈加腐败。此后宋蒙交战几十年，南宋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国力日下，到贾似道专权的十五年间，南宋已经处于灭亡前夕，败局已定，回天乏术。如果说专权误国的话，那么更可以说是秦桧、韩倪胃、史弥远专权误国。
贾似道专权期间，理宗怠政，度宗无能，恭帝幼童，朝中大臣多为理学大儒，对战争、理财、革新政治等一筹莫展。而当时的南宋在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都存在严重危机，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维持局面，贾似道虽然存在各种缺点，却能够将南宋政权继续维持，与其说专权误国，或者可以说专权救国。
贾似道在专权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往往为后人所垢病，从而将他与误国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实行打算法的时候，逼死良将向士壁、曹世雄，逼反晓将刘整，反为蒙古所用，给南宋留下无穷后患。再比如推行公田法时，强行以低价购买良田，导致怨声载道。再比如襄樊之战期间，无视将领之间的不和，不肯亲临前线，坐视襄阳与樊城沦陷。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推行打算法既是贾似道实现专权的步骤，更是南宋政权压制武将势力、实行以文制武的法则使然。
推行公田法更是在财政陷入极大危机而又别无良策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宋的财政危机。至于襄樊之战的失败，固然有贾似道的失误，但也不能因此将他的努力一笔抹杀，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军事实力的原因，皇帝与其他大臣的原因，将领的原因等，不能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贾似道一个人身上。
关于贾似道的能力问题，从贾似道考中进士，或者从贾似道留下来的诗文来看，贾似道并非不学无术。贾似道在地方为官时，显示出他杰出的理财能力，在担任两淮制置大使和镇守鄂州时，也显示出贾似道一定的军事能力。贾似道的能力不仅受到己方理宗皇帝和孟琪等人的赏识，也受到敌方忽必烈的肯定，忽必烈在久攻鄂州不下时曾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因此贾似道有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很多文章说贾似道不学无术是值得商榷的，贾似道早年曾得到贾贵妃的支持，但登上权力顶峰时其姐已去世多年，因此完全靠裙带关系是不可能的。
然而贾似道登上权力顶峰后，在用人方面却存在严重失误，如重用范文虎，甚至听任范文虎不听李庭芝的调遣，在襄樊之战失败后也只是将其降官，出知安庆府，最后范文虎投靠元朝。再如小官陈奕，只因巴结贾似道家的玉工陈振民，从而获得提携，官至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元军沿江东下时，陈奕即举城投降。此外，贾似道对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既任用又不重用，贾似道在推荐陈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莺等人为相的同时，又处处掣肘，不给他们独立行使相权的机会，从而得以继续专权。
在处理将领之间的矛盾时，如吕文德与曹世雄、刘整之间的矛盾。他不能像之前孟琪处理陈隆之与彭大雅的矛盾那样，尽力化解使之团结一心，而只是简单的将曹世雄、刘整逼上绝路，从而削弱了南宋的实力，反而使蒙古军实力大增。而之后在襄樊之战中，范文虎和李庭芝的矛盾，高达和吕氏集团的矛盾，贾似道都没有很好地处理，造成宋军内部矛盾重重，不能齐心合力解救襄樊。
此外，很多人对贾似道大加谴责是由于贾似道生活腐化，穷奢极欲，如‘旧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娟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每日“纵博”，
“踞地斗蟋蟀”，整日游乐于西湖之上，建多宝阁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贾似道的生活不检点之处，但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则变得无可厚非了。
可以说，如果南宋多几个贾似道，也许还不会灭亡的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