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这项政治创举，后世难以比肩，隋炀帝更是望尘莫及
唐太宗李世民对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的吏制改革不但避免了大臣专权的现象，还加强了皇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李世民自己亲身经历过隋王朝从强盛到衰败的整个过程，隋炀帝刚刚登基的时候，隋朝还十分兴盛，储备的粮食够全国食用五十年之久，但是仅仅用了十三年，隋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落得了灭国的悲惨下场。他认真思考过这其中缘由，除了隋炀帝自己昏庸无道之外，政治腐败、官吏侍宠专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唐朝的时候继承了隋朝的制度，中央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尚书省主要负责行政事务，最高长官是尚书令，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主要掌管军国政令，最高长官是中书令;门下省主要掌管出纳王命，长官为侍中。唐朝初年，尚书令、侍中和中书令都是宰相，但是其中尚书令的地位最为高贵。
在唐高祖李渊统治时期，便对隋朝的各项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李世民起用了一些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政，人数没有限制，也没有统一的名目和头衔。
贞观八年(634年)的时候，尚书仆射李靖因病向皇帝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唐太宗求贤若渴，不想失掉李靖这个人才，但是看他的确是身患重病，就同意他先回去休养一段时间，但同时下令，让李靖的病情好转后就两三日到“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让他隔三差五地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的职权，参与朝廷的决策。
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又让李勣以太子詹事的名义担任中书门下三品，和侍中、中书令的职能一样。中书令和侍中是朝中三品官，“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与中书令和侍中一样参与朝政。在那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成为用其他官职担任宰相的固定名称。李世民采取这样的方式可以说是十分的聪明，因为原有的三省长官人数有限，用这种方式既可以增加参政决策的人数，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又不会苦恼于让谁担任三省长官才好。而且采用品位比较低的官员和三省长官一起决策，避免了权势大的官员过多，便于控制，还能让宰相之间互相牵制、制约，避免了权臣专权。随着唐太宗李世民这一系列任官措施的改革，尚书和左右仆射的绝对地位开始动摇起来。
李世民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要求地方官必须德才兼备。他觉得地方官掌管一方百姓的生活和安乐，是亲民官，只有真正为民所忧、为民所思，才能胜任。李世民规定，地方县令必须由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行推荐，刺史由他自己选拔，为了选好刺史，他把全国各州的刺史姓名写在屏风上，随时记录他们的各种事情，用来作为赏罚的参考。他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末都要来朝廷汇报一次工作，吏部根据汇报和收集来的地方官员政绩，进行品级的评定，优秀的人进行升迁和奖励，政绩差的人进行惩罚和降级。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宰相班子和唐高祖李渊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渊的门第观念很重，对贵族出身十分看重，看不起布衣出身的朝臣。所以唐高祖时期的朝中重臣大部分都是贵族，比如裴寂、裴矩、萧瑀、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窦威等，只有刘文静一个人是出身于庶族。刘文静的父亲本就是官员，勇猛善战，后来因为四处征战而战死沙场，刘文静袭任了父亲的官职，被授仪同三司。但是刘文静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期，虽然他从小生长于显贵家族，也有些门第观念，但是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了解到百姓的苦难，又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底层社会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才。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只要是有才有志的人，他都兼收并用，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位，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就是出身于庶族，还有刑部尚书张亮出身于农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唐朝初年，朝廷的官吏大多由武将担任，这些人都是有功之臣，在沙场上领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处理国事政务就开始纷纷挠头。李世民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但是他决定选拔一些真正懂得治国方略的人才，来充实各级政权机构。所以到处寻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就破格录用。他没有受到关中思想的影响，在贞观时期位居相位的有二十五人，不是关陇贵族出身的多达十八人。关陇贵族是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周围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当时为了保障首都平城的安全，在今天的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建立了六个军镇，合称六镇。在最初的时候，六镇将士大部分都是鲜卑的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汉族的豪强，到了后期，汉族慢慢成为了六镇中数量最多的民族。这些人定居关中，各种民族互相通婚，慢慢地就形成了关陇贵族集团。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的皇帝都出自于这个集团。
李世民还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任命要由宰相讨论之后，经过皇帝的批准才行，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官员要轮流到中书省任职，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召见。在处理政事的时候，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相互监督，起草文书的时候也要各抒己见，写好后还要经过中书侍郎、中书令的审查，再送到门下省进行审定，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要据理力争，不可以马虎了事。这样既避免了权臣专权和皇帝独断，又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