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居正一介名相，为什么会遭世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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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居正，五代后晋时曾举进士不第，写了一篇《遣愁文》自我排遣，读过他这文章的人，有识者看出此人不凡，倜傥豁达中，另有“公辅之量”，古人称“三公、四辅”，都是帝王的佐臣，这意思就是称赏薛居正有宰相之才。
但在后晋、后汉时代，薛居正一直在下僚之间浮沉。他并不介意。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荣誉方向的人物。乱世中，他即使在做小官，也有一项了不起的坚守：遇到可能的冤情冤案，必要为之弭冤白谤，还苦主一个清白。
太宗时，薛居正做到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北汉平定后，更进位司空。这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务了。在帝国的日常管理中，薛居正“燮理阴阳”，付出了宰辅大臣的智慧。
帝国的运转，期间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处理，薛居正在政事堂、中书省从容调度，帝国十几年的流畅，薛居正有功。
他应该是经由个人努力，在乱世中，俟命待时，不浮躁，不自弃，守正循理的一介名相。
但他的最大功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成就，不是拜相，而是立言。
他有一部《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是今天能够看到的“二十五史”之一。书原名《五代史》，欧阳修又以《春秋大义》出《新五代史》，故薛相此书，被称《旧五代史》。又因为记录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历史，史上也称《梁唐晋汉周书》。这书底本有三大来源，一是五代各国的“实录”，二是范质的《五代通录》，三是各位史臣各自掌握的去古未远的各类史料。
参与此书编纂的都是宋初名流，薛居正是监修。
这书的价值、意义，说来宏大，但大略可归结为如下意见：
第一，跻身“二十五史”，为中国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完整文献。迄今为止，人们认识“五代史”，此书也是最重要的文本。
第二，创造了一种编排方法，以中原五个朝代的延续变更为主线，故称“五代”;这是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条件下，勉强撑起“中原正朔”的旗帜，为华夏政治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一种解读模式。
第三，这种“典章”，就五代十国的政治生态而言，至少凸显两大价值：一是对“秩序”的追求;一是对“民生”的重视。
《旧五代史》在编辑撰写各类人物与故实时，对这两种价值给予了足够倾斜。欧阳修《新五代史》与之不同的是，更注入了批判意识，但不能因为欧阳修的批判，就认为《旧五代史》没有思想。
事实上，薛史恪守了儒学价值观，所有的讲述，并不背离圣贤理念。至于对某类人物如冯道的评价，那应该视为儒学内部的分歧。
事实上，直到今天，如何评价冯道，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划一的聚讼故实。儒学并不试图统一天下意志，儒学承认“道并行而不相悖”。
薛相官拜宰辅，更监修《五代史》，堪称“立功”“立言”，足可不朽。但在“立德”方向上，他有两事为人诟病。
第一件事，他信服道教，最后服用丹砂中毒。
那是太平兴国六年(981)六月的一天，他已经服用了丹砂，在朝中奏事，忽然觉得不对劲，赶紧辞别，走出大殿，在外，来不及回家，口渴，喝了一升多水。等到堂吏将他扶回中书时，已经不能说话。但他一定是口渴难忍，只用手指堂庑间的储水器。左右赶紧取水来给他，他已经喝不下去了。他躺在办公室的阁屋之中，估计是丹砂在胃里发热，史称“吐气如烟焰”，被人抬着送归家里。到家就死了。这一年他七十岁。
大儒，是不服用丹砂的。
并非不相信那东西，而是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日常生活自有“居易俟命”之姿态，在“恭而安”境界中，完成儒学的体验、传播或践履。大儒，没有时间去“研究”或“服用”丹砂。
第二件事，他治家无方，儿子薛惟吉乃是一个街头恶少。
薛惟吉养在读书人家，却不像一个读书人家子弟。男子汉大丈夫，往往也有妻不贤子不孝之糗事，但名气这么大的薛相，儿子却是一个恶少，这事在士林被人叹惋不止。这儿子并非薛相亲生。
薛相妻子“妒悍”，不允许他纳妾，因此，薛相无子，收留了薛惟吉。薛相很爱这个儿子，不免有溺宠之事，这儿子也利用了这一点，外面做事都瞒着薛相，所以薛相对儿子所为一点不知。
薛惟吉有勇力，长得也魁梧高大，就在京城与恶少们一起追逐打闹，踢球纵酒，还喜欢音乐，与伶人们在一起吹拉弹唱，就是不读书。
太宗知道薛相家事，等到薛相病逝时，太宗来到灵柩前吊唁。薛相的妻子来拜见。太宗安慰了薛妻好久，而后厉声道：
“不肖子安在!”
薛惟吉正在灵柩一侧，听到皇上如此称呼他，又羞愧又害怕，不敢答应。
太宗又道：
“这小子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啊?如果改不了，恐怕不能继承先人的志业，那怎么办?”
薛惟吉从此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史称“尽革故态”，将过去的生活方式全部变了。他开始谢绝那些街头恶少，整个居丧期间，按照礼节应酬往来宾客。后来，又常与贤良的士大夫来往，更涉猎一些书史，慢慢有了气质上的变化。史称“时论翕然称之”，时论都众口一词地称赏他。
太宗知道他的行为改变后，就让他知澶州，又改知扬州。后来，薛惟吉做到河南知府、凤翔知府。
改变一个“不肖子”，让他走正路，这是太宗给予薛相最大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