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简介生平经历，李大钊主要事迹介绍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

李大钊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他积极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生平经历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主要事迹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