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无钱发放军饷，唐德宗李适是怎么解决的？
众所周知，自“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问题非常严重，地方势力坐大后，常常对李唐皇室威权发起挑衅。唐德宗李适继位后虽然很想励精图治，重现大唐帝国往日光辉，但奈何地方藩镇手握军权又不听中央号令，甚至仗着其雄厚财力军力，屡次阻挠朝廷颁布的相关政策。就这样，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不可遏制地爆发。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逝世，其子李惟岳要求德宗批准他为新任成德节度使，结果遭到德宗拒绝。李惟岳于是联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以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同举兵谋反。唐德宗虽然很快就组织兵马进行镇压，但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叛乱一直无法彻底平息。为增加财税收入，唐德宗李适可谓伤透了脑筋。
到了建中四年(公元783年)6月，唐军对粮食、兵器、被服的需求更加急迫，德宗几乎焦急地寝食难安。这时，户部侍郎赵赞十分贴心地向德宗上书，建议火速颁行“房产税”，将中央的财政压力摊派给地方老百姓，从老百姓手中收些“物业费”上来以解燃眉之急。德宗听后，觉得此法定能解决唐军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便马上下令户部实行。
于是，唐代“房产税”随即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新税名为“间架法”，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房产物业税。据《资治通鉴》记载，“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意思是说，两个并列的屋架之间的空间为一间，以此为征税单位。此外，朝廷还将房屋划分为三个等级，上等屋一间收物业税两千钱，中等屋一千钱，下等屋五百钱(当时灾年米价约为一斗米一千钱)。新政颁布后，各地官衙皂吏就会带着纸笔尺子，挨家挨户做现场勘查，核定税收。如果遇到大户，家里房屋面积大、房型好质量高，那么不论是何等用途，最少都要交六间上等屋税钱，即一万两千钱。
一万两千钱对于当时的权贵富商来说，不过是毛毛细雨——以郭子仪为代表的功臣宿将，每月俸禄就有上千万钱之多，而对大商人窦乂来说更不成问题，他在长安繁华路段就盖了二十间商铺出租，“日收利数千”。即使是“穷则独善其身”的白居易，每个月也有六七万钱收入，对他们征收“房产税”并不会对生活品质产生影响。可是对于普通平民百姓而言，这笔“房产税”却是个不小的负担。
为此，唐德宗特意定下了严格规定：“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以防止普通百姓恶意逃税。按照这个政策，凡是胆敢隐藏实有房间的人，被发现后杖打六十，而对于那些揭发藏匿行为的人，则奖励五万钱以资鼓励，奖金由被揭发一方提供。除了普通百姓遭罪外，还有一群人也被这个新税折磨的不行，他们就是那些拥有着百八十间屋子的大家族子弟。有时候，房子多并不代表房主富裕有钱，毕竟这些房子很可能是祖辈传承下来的。在唐朝，有很多这样的名门望族，虽然继承着祖先的高门大院，顶着先人名头，但实际上早已家道中落，手头非常拮据，每次交税时若是不掏个几万钱出来，官府不肯罢休，而他们又实在拿不出来，便不得不抛售祖宗房产。
随着时日推移，民众对此法越发不满。《旧唐书》载此法颁行后“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好在“间架法”只征收四个月便宣告失败。当年10月，德宗调往前线平叛的泾原军队途经长安时，因待遇问题发生哗变，史称“泾师之变”。承担平叛任务的泾原军反叛后，为获取长安百姓支持，派人在大街小巷四处宣传，并高喊着“不税汝间架除陌矣”的口号，民心随之大变，长安百姓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帮助叛军攻打皇城。
唐德宗见民心涣散，只好从长安城仓皇逃出，跑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后与叛军对峙月余，期间受尽了苦头。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德宗回到长安后，彻底认识到了“间架法”的危害。为挽回人心，他急忙颁发《罪己诏》，向黎民百姓道歉，承认是由于自己错信奸逆，才致使百姓受苦、天下大乱，随后德宗颁旨宣布“间架法”正式废止。至此，因乱而生却又差点断送唐王朝的“房产税”终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