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满天下”与“谤满天下”，谈谈大唐六朝名臣李德裕
引言
“幼有壮志，苦心力学”，门荫入仕，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一生仕途跌宕起伏，与“牛李党争”纠缠不清，集清名与污名于一身的大唐名相李德裕。李商隐称他为“万古良相”，叶梦得赞他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梁启超誉他为我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谓清名标史。
唐宪宗时，李德裕补任校书郎，后因父亲李吉甫担任宰相，为避嫌而到藩镇任职。父亲去世五年后，他才回朝任监察御史。唐穆宗时，李德裕任翰林学士，因“善为文章”，深受穆宗器重，“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随着“牛李党争”进入白热化，李德裕被牛党排挤出朝，长期远任藩镇。唐文宗时，其虽一度入朝为相，但很快便再次被排挤出朝。唐武宗即位后，年过半百的李德裕才被召回出任宰相。他辅佐武宗外抗回纥，内平泽潞，加强皇权，“是时王室几中兴”，武宗拜他为太尉，封卫国公。然而，唐宣宗即位后，把他贬谪出朝，并且一贬再贬。最终，李德裕死在崖州。
历代史学家大多认为李德裕之死源自“牛李党争”中李党的失败，更有北宋苏辙等人认为李德裕是李党的首脑，使其留下党争之污名。本文将从名相李德裕性格上的缺陷入手，细说李德裕仕途命运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无奈，并希望总结出其“誉满天下”与“谤满天下”的原因所在。
出身世家，生逢乱世
赵郡李氏是汉至隋唐的世家大族，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西祖房，其家族先辈“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官至御史大夫，于安史之乱时，带领精兵七千亲赴灵武支援唐肃宗，而且刚正不阿，力抗元载等权邪。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少好学，能属文”，在唐宪宗时两度拜相，封赵国公，更辅佐宪宗开创了中兴之局，去世后被追赠为司空，谥号忠懿。可见，李德裕家族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忠君思想浓厚。
然而，出身世家、拥护皇权的李德裕却并未因此飞黄腾达。其仕途的坎坷，表面看来是“牛李党争”所致，但追根溯源，皆因晚唐乱世中皇权日渐衰落。众所周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皇权，而皇权的标志性权力是皇帝立储。安史之乱后，因为藩镇割据，皇帝为防止强臣与强藩联合，开始任用没有子嗣的宦官出任藩镇监军，并使其掌握禁军，以此来维护自身统治。
然而，宦官虽没有子嗣，但可以通过结党来实现权力的延续。宦官的军权虽来自皇权，但势力膨胀后，一旦发现皇帝影响自身权力的延续，其便会杀之而拥立新君。这样，宦党的权力不仅得以延续，更得以增强。从唐宪宗开始，宦官弑君并拥立新君成为常态。可见，虽然晚唐还是李家王朝，但立储权却掌握在了宦官手中。这不仅促成了皇帝与宦官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厮杀的微妙关系，也成为晚唐“牛李党争”的根源所在。
李德裕之所以与“牛李党争”纠缠不清，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因他与牛党党魁牛僧孺、李宗闵之间的私怨。但从根源分析，是因为牛党多科举出身，李党多门荫入仕。晚唐科举出身的进士不像门荫入仕的权贵子弟有门阀大族的支持，想在官场飞黄腾达，必须依附权宦势力，并成为权宦把持朝政的工具。与之相对应，门荫入仕的权贵子弟因家族利益与皇权绑定，不得不成为皇帝钳制权宦和宦党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臣本身无意党争，也会因科举出身或门荫入仕而被划分党派，卷入党争。然而，身处如此无奈之乱世，李德裕却做到了特立不倚，恪守公德，实属难能可贵。因此，千年来，他得以誉满天下，清名流传。
恪守公德，誉满天下
李德裕认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
一心事君，经制四方因此，在父亲李吉甫任宰相期间，李德裕为避嫌而到藩镇任职。两度为相期间，他更是“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可见，李德裕并不是趋炎附势、结党营私之人。因此，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到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即使李德裕长期被牛党排挤在外，“中怀于悒，无以自申”，也并未因此拉帮结派，致力于党争，而是一心事君，经制四方。
忠心进谏，传为佳话李德裕虽远离朝廷，但依然忠心进谏。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面对唐敬宗即位后不理政务、声色犬马，亲小人、远贤臣的情况，李德裕几次向敬宗进谏。他不仅用唐太宗停献名鹰的故事劝敬宗崇尚俭朴，为民减负，还用唐高宗、唐玄宗不服用方士药物的事例劝敬宗勿信邪道，以社稷为重。此外，他还以汉宣帝时张敬虽出守远镇，梅福虽身处僻壤，却依然竭诚效忠进言的例子，向唐敬宗呈献《丹扆箴》六首。此事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任职藩镇，政绩斐然李德裕任职藩镇，政绩斐然。首先，兴利除弊，整治祠庙。李德裕不仅革除了损害百姓利益的弊风旧俗，而且拆除了滥设的祠庙，使盗贼无处藏身，稳定了社会治安。其次，上奏朝廷，取消僧坛。这一举措不仅杜绝了藩镇节度使通过设置僧坛牟取厚利，还杜绝了成年男子通过削发出家来逃避徭役，隐瞒粮产。再次，整顿边防，完善防守。李德裕在蜀地西边抵御了吐蕃的进犯，在南方平定了南蛮等地区。经过李德裕的尽心治理，这些藩镇“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
削弱宦权，加强皇权
李德裕出任宰相后，更能追根溯源，直击要害。多年历任藩镇，李德裕深知晚唐朋党乱政的根源所在。晚唐宦官能够掌握军权，皆因藩镇割据的存在。因此，依附权宦的牛党不惜牺牲朝廷利益，主张对藩镇实行绥靖政策，以保障宦权的延续。比如，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卢龙副兵马使杨志诚发动兵变，赶跑了节度使李载义。
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讨此事，牛僧孺竟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此地，朝廷支出八十万串钱而丝毫无所获。而今被杨志诚夺取，跟之前被李载义夺取没有区别，应顺势安抚，使他抵抗北方戎狄，不必追究他是逆是顺。”对此，司马光评价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姑息必然养奸，藩镇势力持续膨胀，只会导致大唐王朝走向灭亡。
因此，李德裕辅佐武宗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宦权、加强皇权的措施。第一，在外抗回纥、内平泽潞期间，削弱宦官监军的权力。李德裕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力主出兵，平定藩镇割据。这不仅能彰显皇权，更能有力打击宦权。在平定泽潞时，李德裕总结出宦官监军的弊端：首先，除军队统帅直接指挥作战外，监军宦官也会按自己的想法指挥作战，真正的将领反而无法发号施令。
其次，监军宦官常从军队中挑选最骁勇的战士做自己的卫队，导致真正参加战斗的反而是老弱病残。再次，监军宦官另有他的军令旗，每次会战，一看失力，便会立刻在卫队的掩护下拔旗先逃，导致全军随即溃散。针对以上弊端，李德裕奏报武宗并获批准：今后由皇帝敕令各监军宦官，一律不准干预军政。且士卒一千人中，监军宦官只可挑选十人充当卫士。
由此，不仅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升，监军宦官的权力也被极大削弱。第二，通过毁寺灭佛，切断宦官敛财卖官的途径。中晚唐时期，佛教不仅成为彰显宦权的文化载体，更成为宦官敛财卖官的重要途径。对此，李德裕先辅佐武宗移除了宦官管理佛教事务的权力。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外抗回纥胜利之后，武宗下令修建征伐回纥的功德碑，但将其交予诸道收管。
宦官管理佛教事务的权力被分割，并逐渐收归台省。接下来，李德裕又辅佐武宗大力开展毁寺灭佛的行动，最终使数十万的僧尼和数千万顷的良田及大量财产再归唐王朝所有。这不仅切断了宦权的经济命脉，而且为破回纥、平太原、定泽潞提供了经济保障。李德裕通过辅佐武宗削弱宦权，加强皇权，为安邦定边、开创中兴夯实了基础，因而清名流传。
范祖禹评价说：“李德裕之相武宗……大中以后无能继之者。”范仲淹评价说：“李遇武宗，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相之功。”然而，李德裕虽恪守公德，誉满天下，却又因私德失守，招致谤满天下，污名留存。
私德失守，谤满天下
众所周知，历代皇帝最忌大臣专权，所以通过各种体制来实现政治平衡。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之所以能沿用至清末，正是因为它实现了朝廷官员间权力的平衡。三省六部制是群相制，宰相之间互相制衡，可以避免专权情况的发生。
清高孤傲，用权太专李德裕“性孤峭”，“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可见他性格清高孤傲。他“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钦佩管子和西汉那些强有力的相国，所以在施政过程中，清高孤傲的性格就转变为了独断专行的作风。
比如，军事上，外抗回纥、内平泽潞期间，“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人事上，武宗时，宰相崔珙推荐柳公权任集贤学士、判院事。但李德裕因恩非己出，执意把与自己一向友善的柳公权贬为太子詹事。政事上，由于主客郎中韦博提议毁寺灭佛之事不宜太过，李德裕遂把其外调出朝为灵武节度副使。
由于李德裕用权太专，“人多怨之”。其实，不仅是朝臣，武宗对此也早有忌讳。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便任命与李德裕不睦的崔铉为宰相。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武宗再擢升杜悰为宰相。可见，即使武宗对李德裕万般宠信，也不允许专权的情况出现。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长期被压制的权宦在杜悰和崔铉相继被罢相后，也开始积极采取行动，向李德裕发难。
他们一边通过各种方法向武宗控诉李德裕专权，引起武宗的不悦，一边开始密谋拥立新帝。于是第二年，唐宣宗便在宦官的拥立下即位。宣宗因为“素恶李德裕之专”，所以在听政第二天，就把他贬谪出朝。当时朝臣对于功高权重的李德裕突然被贬，“闻之莫不惊骇”，但为其说情者却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李德裕用权太专，损害了各方利益，破坏了朝政平衡。
爱憎分明，用权不公史书说，李德裕“好徇爱憎”，“不能释憾解仇”，可见他性格上爱憎分明，有仇必报。但这也导致他用权不公，背负了党争的污名。首先，他用公权报私仇。李德裕“疾朋党如仇”，且与牛僧孺和李宗闵有私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使当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已不在朝任职，李德裕依然借昭仪叛乱之机报复二人，诬陷二人与刘从谏结党，最终导致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被流放封州。
其次，李德裕用权单凭好恶。元和年间，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与时任翰林学士的吴武陵有过节。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淮南节度使李绅弹劾吴武陵的侄子——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并强娶所部百姓颜悦的女儿，而颜家的嫁妆其实是送给吴湘的贿赂。李绅认为吴湘所犯的罪状，依法应当处死。当时人们多认为吴湘是冤枉的，谏官也请派大臣重审。然而，李德裕因与李绅交好，对吴湘有偏见，所以对此案“以为无与夺”，既不复查，也不重审，就批准了李绅的奏章，处死了吴湘。可见，李德裕用权“好徇爱憎”，有失公允。
所以，李德裕虽无意党争，但却因此被认为是李党首领，同时也为牛党的打压提供了重要砝码。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唐宣宗即位后，牛党党魁白敏中借李德裕失势之机，指使吴湘的兄长吴汝纳控诉李德裕与李绅结党营私，枉杀吴湘。因此，当时已经被贬谪出朝的李德裕再遭贬。同年十二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又被贬为崖州司户。第三年十二月，一代名相李德裕在崖州郁郁而终。
结语
世人多说李德裕因“牛李党争”失败而被贬死他乡。但攀附权宦、无所建树的牛党能以胜利收场，而特立不倚、恪守公德的李德裕虽佐武宗创中兴之局，却背负污名而终。这不仅是晚唐皇权衰落、走向末路的无奈，也是李德裕自身性格缺陷所致。他私德失守，授人以柄，使自己以悲剧收场，集清名与污名于一身。正如孙甫所言：“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但刚强之性好胜，所怨者不忘，所与者必进，以此不免朋党之累。”
参考文献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