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平泉记忆组诗内涵创新之一诗一景
“一诗一景”格的真正成型和发展是在唐代，这一高潮是经历了汉魏六朝文人自然山水观的转变、空间审美情趣的升华和文学表现技艺的成熟之后才迎来的。这里无意对上述文学史的历程加以梳理，前贤的论著己经为今日之研究奠定了相当丰厚的理论和材料基础。
园林别业风气盛行
众所周知，唐代士大夫乐于构筑私家园林别业的风气日益上升，私人庭院和别业成为他们在朝堂魏网之外最为重要也最为关心的生活空间，王维的辆川、杜甫的烷花草堂、白居易的履道园、裴度的绿野堂、元棋的集贤里、牛僧孺的午桥庄等，李德裕的平泉庄自不能外。在自家园林庭院中畅叙幽情、俯仰笑傲、曲水流金等活动构成文人园林生活的重要方面，用诗歌记录园内的风景，或集体或个别，展现解除宦累的喜悦，寄托万物有备于己的境界，成为园林文学之重要题材。
沈约的“八咏”在部分体式上开后代“一诗一景”的先声，后世的“八景”文学直接承袭沈约的创作，在体格上趋于规范，严格遵照一诗一景的路数，整齐划一;另一方面，“东阳八咏”也逐渐成为地方杂咏、园林杂咏，杂咏的数量众多，一组杂咏包含从五首、十首、二十首或更多而不等的古体或近体诗，至宋始有《金陵百咏》的诞生。从翻检《全唐诗》的所获来看，卢鸿《篙山十志》和王维、裴迪的“梁川杂咏”似乎成为后来园林杂咏的正源，他们的组诗以一定范围内景物为表现对象，每首诗皆采用相同的体式，一诗一景，没有例外的情况。
但由于王维的文学成就及其生活方式对后代产生的影响更著，故纪的评点《苏文忠公诗集·次韵子由岐下诗》认为:“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如画家之有尺幅小景，其格倡自《惘川》。尔后辗转相摹，渐成案臼，流连光景，作似尽不尽之词，似解不解之语，千人可共一诗，一诗可题千处。桃花作饭转尘劫，此非创始者之过，而依草附木者过也。”纪晦以通局眼光指出王维、裴迪、川杂咏的文学史价值，其中“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则一语中的地抓住了此类文学的形式特质和题材要素。
《辆川集序》:余别业在辆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英涝、宫槐陌、临湖亭、南咤、歌湖、柳浪、栗家獭、金屑泉、白石滩、北咤、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王维、裴迪之作各20首，每首皆五言绝句，或以川内的人文景观入题如文杏馆、临湖亭、金屑泉，或以惘川周边地域名称入题如华子冈、孟城坳、滦家懒，有些命名显然是作者的随意而为，如竹里馆、辛夷坞，可能是土维根据目击所视以该馆舍的名称合并周边景致特点来命名的结果，笔者推测，“柳浪”可能就是一片柳林。
清风时至，柳树婆娑的姿态恰如波浪，示人以摇曳多姿的视觉效果，故命此景为“柳浪”。总之，景与景、景与物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内联性，它们与时变换、随作家心情气质而生，其中如“金屑泉”，“金屑”乃佛教词汇，意思为遮蔽真如法性的障碍物，它或许与主雍的宗教情坏有关，而零落的辛夷又与禅宗目击道存的神秘体验相类似。当然，《辆川集》中不乏传世名篇如《鹿柴》《辛夷坞》等，蕴藉空灵，小巧轻快，融诗人性情、才情和表现技巧于一炉，令人想象二者悠然风姿，画师欣然命制“辆川图”，以为风流尚未绝响，异代可以同时，川模式”成为后世文人企羡的生存模式和人生境界。
王维将栖居的辆川以点带面地加以浓缩、概况、简约和升华，这些零散的碎片孕育出了令人无限遐想的“辆川”，他为园林文学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形式，如纪峋所论，“一诗一景”成为文人书写园林体验、展示园林生活的重要手法，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皇甫冉《山中杂咏》、顾况《临平坞杂题》、王建《原上新居十三首》、李赤《姑熟杂咏》(一作李白)、刘长卿《龙门八咏》皆规模“辆川格”，以组诗写一方、一园的众多景观，或人文，或自然，或配以序文，阐释说明，或鱼贯而下，文不加点，各见匠心，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模仿这种诗格，最终陈陈相因、薪皮带骨而死于句下。
用诗歌来表现园林
由上面梳理的线索可知，用一首小诗来表现园林中的一个角落、一处景观，或诗人的一缕情思、一片感伤，这一诗格的最终确立并成为经典的事实是由王维、裴迪的惘川唱和开始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李德裕的平泉杂忆在形式上同样是对辆川模式的仿效。他追忆中的平泉如王维笔绘下的惘川一样。
由若干具体而微的单元(元素)构成一个系列(组诗)，体制上采取通篇五言律诗的形式，彼此独立，可以说李德裕对惘川模式形式体制上乃步趋而已，因袭多于创变，从而造成了“碎片”的阅读效果，满目琳琅奇珍，但细读之却似乎只有轮廓、颜色、质地等大而化之的笔墨，所书写之物，大体不出《平泉山居草木记》的范围，缺少独特、细微的品悟，输于轻描淡写，题目有时仅仅是一个序引，诗之内容又不限于题中之物，多少显得有些凌乱，这成为制约李德裕文学成就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从另一意义而言，题材的“越界”，归类的混乱，正成就了一番“凌乱不堪”的记忆现场。毕竟李德裕不是一个以文学成就名家的文人，而乃一位以政事能力、战略眼光和公文书写为擅长的“政客”，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没有将主要精力花在诗歌字句的推敲、意象的选用和意境营构等美的技巧上。
而是重在借助诗歌的形式展现自我的性情和思想，其文辞省净雅洁，以属辞达意为主要特点，辞赋创作亦重在传达文字背后的观念和道理意识，而不是运思才藻，铺采璃文。这种重质轻文的“文章”观念，在他晚年的《文章论》’中便可以看出:
对于李德裕的文学观问题，笔者所见所及，以为孙敏辨析尤明，尤其孙文通过对比分析指出《旧唐书·李德裕传》载所谓“家不置《文选》”的材料不可靠，故使得《文章论》成为揭示李德裕文学观念的最重要的材料。然而从孙文峭时文学思潮的大背景出发，揭示李德裕的文艺观念，难免有移花接木的嫌疑，窃以为未如从《文章论》文本出发，综合李德裕奏议中的文字材料，以归纳其文学观得来自然。
首先《文章论》开宗明义，文学创作贵“气”而不贵“文”。这里的“气”也就是曹不《典论·论文》中的文气，“气”之清浊强弱与诗人的性情气质有着潜在关联，文之气势乃人之气势的外现，而“气”的养成锻炼，又赖诸家族遗传和诗人自我的道德涵养。其次，文学作品贵内涵旨趣而不贵韵律形式。
在这一问题上，李德裕或有惩于中唐以来，士人奔竞，士风浮薄，士大夫结党营私的不良作风而感发之。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常常将李德裕以门荫出身，故不好艺文，以此作为其打压牛党的重要原因进行立论，但据李德裕自述:“臣本以门荫入仕，不由俊造之选，独学无友，未尝琢磨，然心好艺文，老而不倦。”(《进上尊号玉册文状》)又云:“伏以扬雄云‘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臣往在弱龄，即好词赋，性情所得，衰老不忘。”(《新进旧文一卷状》)因此，他并非不好艺文，这从他对《文选》作家作品用韵情况的熟悉程度可以看出;而是提倡一种务实的文风，与拘于声律、泥于文辞却唯独缺少内涵的科举文风相区别。
结语
文学创作贵独创而忌模拟。这也与进士举业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的情形针锋相对。综上而言，李德裕以门荫出身，性格孤傲，特立独行自是事实，但他的文学观念却俨然有与当时进士举业相对抗的味道。可以说，他倡导的正是一种雅健自然、平淡务实的政务文风，辞达而己，非刻意为文，而有补于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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