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看贺拔岳在武川军人集团形成中的作用
贺拔岳在武川军人集团形成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确不容轻视，不过也不能忽视北镇军人文化的作用。所谓“时势造英雄”，贺拔岳也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贺拔岳是时代的宠儿，但也被时代的局限所束缚。
北镇军人文化在武川军人集团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也给武川军人集团的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贺拔岳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作为贺拔岳继承者的宇文泰仍然需要面对这些问题。
一、处境艰难的贺拔岳
北魏永安三年，为镇压关陇叛乱。尔朱荣以尔朱天光为主帅，贺拔岳、侯莫陈悦为左右大都督，组建了一支约有千人的西征军入关平叛，此次西征实际上是武川军人集团的发端。
西征军组建伊始，“唯配军士千人”，此外还有些募从人员的参与。但直到入关，“天光之众，不满二千”。即使加上入关后尔朱荣所遣的两千援军，兵力依旧十分有限，以至此后“军士多是关西之人”。
谷川道雄认为“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兵力中包含着武川镇出身的将兵”，“他们以贺拔岳为中心结成部队，相互之间仍是同乡关系”。但谷川道雄并未说明武川军人以贺拔岳为中心结成部队究竟是在西征前，还是西征后。因此首先就需要确定这个时间。
据《周书》载，尔朱荣原打算派贺拔岳入关。但此时贺拔岳忧谗畏讥，故请求以尔朱氏一人为统帅，自己为副职，尔朱荣得知后“大悦”。从贺拔岳与尔朱荣的反应来看，尔朱荣对贺拔岳并不放心，贺拔岳也心知肚明。
以情理来看，如果西征军以贺拔岳亲信为主力，那么尔朱天光的主帅之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从史料来看，西征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尔朱天光的亲近部属，如李弼、豆卢宁、厍狄昌等人皆是以尔朱天光部将的身份加入西征军。因此在不到两千的西征军中，贺拔岳的亲信绝对不可能太多。
贺拔氏“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有如回者，魏初为大莫弗”，贺拔岳之父度拔“性果毅，为武川军主”，贺拔氏当是武川镇豪族，也即所谓的“强宗子弟”与“国之肺腑”。“魏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怀朔镇将杨钧闻度拔名，召补统军，配以一旅。
其贼伪署王卫可孤徒党尤盛，既围武川，又攻怀朔。……后随度拔与德皇帝（宇文泰父宇文肱）合谋，率州里豪杰舆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等，招集义勇，袭杀可孤”也可见贺拔氏在武川镇确为一方豪强。
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贺拔氏屡遭打击。以至“（贺拔）胜与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尔朱荣”。在这个过程中，贺拔氏的部属恐怕皆己损耗殆尽。从现存史料来看，贺拔岳西征前，贺拔氏兄弟麾下只有宇文泰、李虎、侯莫陈崇兄弟、独孤信寥寥数人。虽然史书多言他们与贺拔氏有旧，但宇文泰、侯莫陈崇兄弟、独孤信等人起家皆是效力于尔朱荣，并非一开始就在贺拔氏兄弟手下效力。
北镇军人是极其实用和功利的，此时的贺拔岳实力有限、地位尴尬，并不足以吸引许多实力派人物，其能吸引的大多是如宇文泰等在尔朱荣军中并不得志的人员。即便是宇文氏也没有太重视贺拔岳，宇文氏跟随贺拔岳入关的也不过宇文泰、宇文导叔侄二人。可见贺拔岳西征前处境之艰难。
贺拔岳西征时，史书可见的也只有宇文泰、李虎、侯莫陈崇几名亲信跟随。贺拔岳入关后的几位亲信幕僚，如寇洛、雷绍、周惠达都是在贺拔岳西征入关之初或者之后才加入的。其中寇洛是贺拔岳的乡里旧交，在贺拔岳穷困时主动来投，当是至爱亲朋无误。但无论如何，贺拔岳在西征军中的亲信力量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以贺拔岳为首的军事集团绝不可能在西征前就己形成。
二、贺拔岳集团的形成
史书在叙述武川军人集团核心成员早年经历时大多有类似“贺拔岳西征”的描述。这类描述在相关史料中有关北周人物的传记中比比皆是，以至于很多学者在研究时常认为他们都是贺拔岳的亲信部属。但这与前文贺拔岳亲信极少地推断相矛盾，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笔者以为贺拔岳在西征军中亲信极少与大量“从贺拔岳西征”的描述皆是事实，其矛盾之处恰好是解决武川军人集团究竟何时形成这一问题的关键。
首先，同是武川出身并不代表西征军中的武川军人都是贺拔岳的部众。以赵贵为例，赵贵在六镇叛乱之初“率乡里避难南迁”，先是依附葛荣，后又依附尔朱荣，“尔朱荣以（赵）贵为别将。从讨元颢有功，赐爵燕乐县子，授伏波将军、武贲中郎将。从贺拔岳平关陇”。其从祖兄赵善，“永安初，尔朱天光为肆州刺史，辟为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讨邢杲及万俟丑奴，以善为长史”。
赵氏此时在尔朱天光帐下颇受重视，直至尔朱天光兵败身死，赵善才进入贺拔岳阵营，也可见赵氏与尔朱天光关系之密切。史书中也看不到有关赵贵与贺拔氏兄弟有旧交的记载，很难想象此时在尔朱氏帐下风生水起的赵贵会看得上不被重视的贺拔岳。类似的还有梁御，虽是武川出身，但史书明言其为尔朱天光部将。
其次，其他“从贺拔岳西征”的人物，如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梁椿、王雄等人。他们来源较广，不单只有武川人士，且大多在西征前就已在尔朱荣军中效力。想来贺拔岳只靠人情关系是很难募集到这么多将领的。
何况同乡关系并不意味着彼此关系一定亲密，更普遍的情况是彼此只是泛泛之交。谷川道雄认为武川镇诸人通过姻亲、交友等关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乡里关系，这种乡里关系对武川军人集团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存的史料中看不到赵贵等人与贺拔岳之间有这种“乡里”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武川军人集团是依靠这种很早之前的“乡里”关系而形成的。
在六镇叛乱中，许多六镇居民辗转于官军、叛军或是尔朱氏之间。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方面依附这些实力人物以求生存，另一方面则是在伺机寻找机会以图发展。在这种流寓的生活中，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乡里关系自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此时贺拔氏兄弟也是流寓依附状态，先不说他们是否有能力给武川流民提供庇护。就算有能力，尔朱荣也不可能允许他们私下培育自己的势力。那么现在只能说明以贺拔岳为核心的武川军人集团是在西征后形成的。
“此一时彼一时”，北镇军人求生存图发展，追随强者的功利文化对武川军人集团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征初始，面对关陇强敌，主帅尔朱天光畏敌不前，西征军士气极为低落。这时贺拔岳挺身而出对西征军重新振作至关重要，“天光虽为元帅，而岳功效居多”。
在西征中，许多尔朱天光的部将都曾与贺拔岳并肩作战。在战争中贺拔岳的军事才能得到完美的展现，这与尔朱天光的畏敌如虎形成了鲜明对比。强者姿态出现的贺拔岳让这些士气低迷的军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也让他们与贺拔岳的关系日渐亲密，利益日趋一致。
“从贺拔岳西征”也正是暗示了贺拔岳集团是在西征时期形成的，这个集团不只有武川军人，还有不少非武川军人，也侧面说明这个集团的形成依靠的不只是同乡关系。即使有，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入关后恶劣的作战环境迫使北镇军人再谋生路，北镇军人追随强者求生存图发展的功利心态正是武川军人集团形成的基础。以强者姿态出现的贺拔岳是维系武川军人集团的根基，但这也正是贺拔岳集团最为致命的缺陷。
大量非贺拔岳亲信的西征军人迫于形势加入贺拔岳集团，虽然扩大了贺拔岳的实力，但也使贺拔岳集团内部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不和谐因素。西征军起初只有两千人左右，在入关后，不断招降纳叛，最后竟可达数万人之众。
但在相关史料中却极少见到出身关陇的核心将领，不论是尔朱天光军团，还是后来的贺拔岳集团与侯莫陈悦集团，他们的核心将领多是随西征军入关的北镇军人，这说明在西征军中存在着很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别。
贺拔岳亲信们对维系贺拔岳强者姿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又不可避免地会与新加入的其它势力产生冲突，即嫡系与非嫡系之争。当然，如果仅是嫡系与非嫡系之争，武川军人集团所面临的困难要小很多，毕竟大部分政治集团在创业后都会面临着内部派系斗争。
但武川军人集团的派系斗争却明显不是这种常态，因为北镇军人的独特文化一直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武川军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北镇军人是一个以功利为先，人际关系相对平等的群体。功利为先得武川军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迅速地抱团取暖，这对武川军人集团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可共患难”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共富贵”。
大多数北镇军人都“轻于去就”，朝秦暮楚更是常事，再加上相对平等的人际关系使他们不会太重视首领的尊严，他们看重的只有利益。
此时贺拔岳集团形成时日尚短，贺拔岳根基尚浅，与众人的“君臣名分”尚未完全确立，维系武川军人集团的根基全在于贺拔岳的强者姿态。一旦首领遭遇不测，那么这个军人集团内部必然会爆发内讧，尔朱荣集团如此，髙欢集团如此，贺拔岳集团自然也不能逃脱内讧的命运。
总结
不过此时武川军人客居关陇，强敌环绕，贺拔岳集团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他们像尔朱荣死后，尔朱氏家族那样的彻底分崩离析。同时贺拔岳嫡系也不像高欢死后，高氏家族那样拥有绝对优势保障高氏地位。特殊环境与实力对比使得武川军人集团在贺拔岳死后，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尔朱氏，也不同于贺拔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