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著名诗人江总的一生
南北朝时的青溪，或许还未遍植辛夷。江总撑着手杖，立在了旧时宅院的门前。他的白发用一根玉簪挽起，眼眶里似乎还藏着热泪。可最终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蘸好墨水，提笔写下悲凉的诗篇：
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轩辕。
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荪。
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
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
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谊。
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
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
——《南还寻草市宅》
当世之人永远猜不到，后世的笔墨，该如何撰写自己的一生。
江总，南朝著名诗人，生于佛学之家，少时沉迷佛学，与高僧郊游，为寺庙立碑。可生于士族家，一生所选，难守初心。江总也难逃官场的波涛，因才气而踏入庙堂。十八岁，鲜衣怒马，他的文名已让梁朝记住了他。彼时梁朝崇尚文才的风气风靡了各个阶层，他也因此而被国家征召，出任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参军。
彼时仕途一路高歌，皇帝对文学的偏爱让他的才华没有埋没于众人之间。梁武帝萧衍撰写《正言》后，又写《述怀诗》，江总参与了此诗的创作，因此得意于帝王之前。为了显示对文人的重视，萧衍将其调为了侍郎。是时朝堂的风气都向着江总倾倒。面对这位年少成名的世家子弟，多少高官相与结交。江总此时，正处于一生当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刻。
然而动乱年代里，安定永远都有期限。太清二年，侯景之乱爆发，江总外出逃亡，用了几年时间才到了会稽郡，于龙华寺暂住，撰写《修心赋》，表达他对时事的看法。
“昔莅此邦，卜居山阴都阳里，贻厥子孙，有终焉之志。”（《修心赋》节选）
国家飘摇，他身为文人，无法亲临战场，只得归隐苟安。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似乎都成为了常态。战乱、时疫，一切的天灾人祸都在不断向着千疮百孔的国家发出最后的攻击。江总是理智的，他没有选择用一腔热血来为国家增添新的尸骨，而是以文人之笔，窥探着这短暂又漫长的数年。
梁元帝萧绎最终用刀剑压制住了这场战乱，此时他想起了昔日的文坛新秀江总，诏命江总任明威将军、始兴内史，给江总八百斛太守薪俸让他出行。可谁也没有料到江陵的陷落会如此突然，江总无法出行，被迫寄居岭南多年。
这些年的流离，让江总忘却了年少的鲜衣。他仍旧用文人的眼睛窥探着世界的更迭。朝代在轮换，而他的文人身份却一直是保命符。
天嘉四年，陈朝的大旗已然插在了城墙之上。他再次被任用，并被授予了太子詹事。此时他历经战乱与朝代的更迭，无论是看待外界，还是看待自身，都有了新的见解。他明白自己并非治世之能臣，而只是笔墨之间的闲散文人，何况恰逢乱世，该要如何才能挽救这必将衰亡的危局？
他想要后退，极力辞去太子詹事的职位。可彼时的君王仍旧沉迷着文学，对他的诗文无比憧憬。陈后主更是作文《与太子詹事书》，道：“以卿（江总）同志，聊复叙怀。涕之无从，言不写意。”这样高的评价，让江总无法挣扎。然而在江总任太子詹事后，字里行间却透着事与愿违的悲情。
秋城韵晚笛，危榭引清风。
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
海树一边出，山云四面通。
野火初烟细，新月半轮空。
塞外离羣客，颜鬓早如蓬。
徒怀建邺水，复想洛阳宫。
不及孤飞鴈，独在上林中。
——《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
不仅如此，他还频频上书请辞，皆未被批准。
那份太子詹事的职位，既困住了他的人，也困住了他的心。
站在后人的视角看江总的一生，于政治上，他并无太多建树。反倒因为与帝王朝歌暮饮而被视为“狎客之首”。后人评价江总，总会提到他不为不谏的败笔。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是否将他的一生看得太过抽离？
有言道：“旁观历史，即有悲悯。”他的不谏，或许是因为对朝代的失望。南朝的风气与时局一样，逐渐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全身自贵”的思想蔓延在文人之间，而最终导致江总沉默的原因，或许还是因为陈后主的残暴。
陈后主时，“武死战，文死谏”并不是虚言。张讥因进谏而惨遭杀身之祸，毛喜频频进谏而不得理睬。种种的先例摆在他的面前，已让他明白了口舌的徒劳。臣子的生死本就在君王的一念之间，而他又何尝会是例外？
后来，他在《自序》中感叹：“太建之世，权移群小，谄嫉作威，屡被拙黜。”这是一位文人绝望的呐喊。
纵观江总的生平，会发现他并不能与文人风骨联系在一起。他会为了自保而收受施文庆的贿赂，会因为迎合帝王而彻夜笙歌。可他又是矛盾的，一面渴求辞官，一面又在官场陪着笑脸；一面高唱文人傲气，一面又将文人的尊严扔进了尘埃。后世对其评说时，总会因为他的重重劣迹而将他钉上耻辱柱，可若后人真正走进他的一生，或许又会因为他的许多难言之隐而感到悲凉。他想做一名彻底的文人，可他的身心总是被束缚于庙堂之上。他曾经年少春衫薄，可战火磨灭了他所有的幻想。
这就是那个时代必然的归宿，无论你如何挣扎，都无法抗争注定消沉的命运。但江总又是幸运的，因为每逢易代之际，文人们总会用“江总宅”来歌咏六朝兴亡。他最后，活成了一个文学符号，与“王谢燕”一同，记载下了金陵的盛况。
-作者-
霜见十九，00后自由写手，喜爱一切古风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