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冤死的几个玄机，昭示着西汉已经不可避免滑向深渊
黄龙元年，汉宣帝驾崩，临终前他遗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太子太傅光禄勋萧望之、太子少傅光禄大夫周堪，三人兼领尚书事，共同辅佐太子刘奭。
仅仅过了两年，萧望之在派系斗争中失败，自杀身亡。
萧望之的冤死，是汉元帝一朝最惨痛的政治事件，从此西汉政治格局，滑向宦官弄权和外戚专权的深渊。西汉自文景之治以来，最稳定的朝政格局，何以在短短两年内发生巨变？这个变化的根源在哪里？对西汉帝国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萧望之
我们先从萧望之之死谈起
汉宣帝驾崩后，任命的三个“顾命大臣”，两个是儒生，一个是外戚。除了这三人外，还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中书令弘恭和石显。
尚书就是皇帝的秘书，尚书令相当于秘书长，尚书仆射相当于副秘书长，中尚书令就是由宦官出任的尚书令。也就是说弘恭和石显是宦官。
不久，三位辅政大臣因为朝政产生分歧，萧望之和周堪联盟，史高明显不是他俩的对手。这时候，弘恭和石显主动站出来，力挺史高。虽说弘恭和石显不是顾命大臣，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太重要，事实上掌握了很大权力。
萧望之、周堪为了对付史高、弘恭和石显，举荐散骑谏大夫刘向和侍中金敞，进入决策核心圈，组成“四人集团”，对付“三驾马车”，两派势力的明争暗斗拉开帷幕。
这时候蹦出来一个跳梁小丑郑朋，他的介入使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郑朋是个儒生，但品行低劣，此人为了巴结萧望之，向汉元帝上疏，揭发史高派门客到地方牟利，及史家子弟的不法行为。他特地给萧望之写了封信，吹捧萧望之是周公，表示愿意效鞍马之劳。
石显
萧望之很高兴，接见了郑朋，郑朋也再接再厉，不断吹捧萧望之，同时不听搜集史高家族的违法行为。
萧望之就觉得不大对劲，慢慢才发现，郑朋此人品行不端，就断绝了和他的来往。郑朋的小灶还没烧热，就被萧望之一盆冷水泼凉了，他对曾经的萧“周公”立刻翻了脸，转身投入史高的怀抱。这家伙声称：俺哪知道那么多你们家违法事，都是周堪他们让我这么说的！
郑朋的投靠，让弘恭和石显抓到了反扑的机会，他们让郑朋乘萧望之休假的空挡，给汉元帝上了一份控告信。汉元帝接到控告，让弘恭去找萧望之核实，萧望之大义凛然：“外戚大多荒淫奢侈，我这是为国家匡正奸邪，不是什么邪恶的事！”
萧望之的嘴硬，给他带来大灾，石显向汉元帝建议说：萧望之周堪自己结党反而诬陷别人，还离间皇家骨肉，企图独霸朝政，大奸似忠，应该让“谒者召致廷尉”。
汉元帝时“法盲”，以为“谒者召致廷尉”就是让人把萧望之他们，叫到廷尉问问话而已，根本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关入监狱治罪！
汉元帝
结果，萧望之、周堪、刘向被抓捕送入廷尉狱。
好在不久，汉元帝发现真相，把弘恭和石显骂了一顿，本想给萧望之等复职，石显又不失时机地给汉元帝灌了一壶迷魂汤：要是放了他们不治罪，天下人会认为是皇帝错了，应该乘机把他们的职务免掉。
不可思议的是，汉元帝竟然接受了实现的建议，将三人全部罢职！
几个月后，汉元帝又想重新启用萧望之，没想到萧望之的儿子帮了倒忙，他为了上次萧望之被捕的事，提出申诉。结果不但申诉不成功，萧望之还被扣了个失臣礼，大不敬的罪名。
弘恭和石显又给汉元帝下套，说：“萧望之独揽大权，排斥外戚，上次你饶过他，他却不吸取教训，心怀怨恨，教唆儿子上书，把责任推给皇帝。应该把他抓到牢房，压压他的气焰，然后您再对他施恩。”
汉元帝一听有道理，就让谒者在执金吾部队的护卫下，直奔萧府。萧望之要自杀，萧妇人制止了他，说这肯定不是皇帝的意思，萧望之犹豫之下，他的学生朱云对他说：您这种身份，不能接受被捕的侮辱，您应该自杀！
汉元帝
萧望之长叹一声，令朱云和好毒药，一饮而尽！
汉元帝听到萧望之的死讯，大吃一惊，痛哭流涕好几天，把两个阉宦骂了个狗血喷头。
高知低能的皇帝是怎样炼成的？
在萧望之之死的事件中，汉元帝像一个木偶，表现得既无知又弱智。一个在皇宫生活了近三十年皇帝，竟然糊涂到连“谒者召致廷尉”，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看起来十八年的太子生涯，他几乎不接触朝政，就当书虫了。
弘恭和石显两次跟汉元帝玩“脑筋急转弯”，汉元帝两次上当，这种让人发愁的智商，别说做皇帝，根本就不适合跟人打交道。估计刘奭的脑瓜，被四书五经锈透了！
从后来汉元帝执政的表现看，他确实是个道德君子，很爱民勤政，个人生活也很简朴，确实是孔门好弟子。可是在他的领导下，各派势力纷争，官场贪腐丛生，国力迅速下滑。这一切都说明，汉元帝就是个空有一腔热血的低能皇帝。
这个情况是如何导致的呢？责任显然在汉宣帝身上。既没有给刘奭选择好合适的老师，也没有刻意培养他的能力，以至于弄出个政治白痴接班人。
汉宣帝
萧望之和周堪除了教给刘奭经书上的专业知识，恐怕从来没有结合太子的职业特殊性，教他基本的“职业技能”。结果导致汉元帝成了道德修养很高，政务能力很差，两个极端反差的状况。
派系之争争什么？
汉宣帝精心安排的三人辅政集团，为何会发生矛盾？其实这是两种不同执政理念的冲突。萧望之和周堪是儒生，代表的是儒家思想；而史高、弘恭和石显，则是法律专业人才，代表的是法家思想。
萧望之等主张宽仁的“德治”，史高等崇尚苛严的“法治”，这就是两派的矛盾焦点，也是弘恭和石显投向史高的原因。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清楚地知道两派的斗争状况。当年征伐西羌，造成边境民生凋敝。京兆尹张敞认为，第二年，边境必定会因穷困发生大饥荒，他建议，立刻让全国犯了小罪的人，以给边境八郡输送粮食抵罪。这样一来，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情况下，保证边境民生，同时也给犯了小罪的人，赎罪的机会。
萧望之
萧望之坚决反对，他说，治民应该崇尚道义而不是崇尚利，这种鼓励拿钱赎罪的方式，实际上是纵容犯罪，有钱的可以赎罪，没钱的就会去抢去偷，以犯罪获利去赎罪，一旦人心崩溃，即使周公再世也没办法治理。
张敞气得直骂萧望之是死捧书本的书呆子，说话言过其实，甚至危言耸听，完全不顾边境饥荒在即的危机。
这就是典型的儒法之争，萧望之认为“德治”是最高纲领，丝毫含糊不得。张敞则认为，凡事要讲灵活性，以解决问题达到目的为要，拿钱赎罪也可以是治国之法。
汉宣帝在世的时候，他本人主张“法治”，反对“德治”，甚至称儒生为“俗儒”，批评他们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让萧望之承担教导太子的责任，甚至让他当了辅政大臣。
汉宣帝释放的妖孽！
萧望之
其实，由两派执政理念的差异，而导致的政治斗争，汉宣帝时期就一直存在，为什么那时候，宦官、外戚和儒生能相安无事呢？原因就是汉宣帝本人有足够的能力，平衡各派势力，他在位是“实君”，大权都在他一个人手里。汉元帝明显不行，根本没有能力压得住派系之争，是个需要分权的“虚君”。
在汉宣帝的掌控下，各派势力都有明确的定位：宦官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包括外戚在内的法家专业人才，是他的抓手，具体落实政令；儒家充当“在野党”的角色，负责监察和谏言。
这就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杂用”，很明显，汉宣帝一朝，比较风光的是“法家”。
汉元帝却全面推翻了汉宣帝的政治模式，希望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可是，他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稀里糊涂成了宦官势力的工具，重重地打击到儒家派头上。
汉宣帝可能也认识到，汉元帝把握朝政的能力不够，希望通过提升相对温和的儒家势力来平衡朝政。他的这个安排，恰恰是打开魔盒的手。
汉元帝
萧望之等人并不是省油的灯，义无反顾地跟史高、石显等针锋相对地斗争。结果证明，萧望之就是汉宣帝所说的“俗儒”，夸夸其谈，死守道德，真正的能力低劣得很。
明知道他的学生是糊涂虫，重要的事情不当面沟通，给弘恭石显创造了拨弄是非的机会。明明事件已经平息，非要无事生非，让他儿子帮他争空名，又惹上官司。连他妻子都看出来，抓捕他不是汉元帝本意，他及他的好学生朱云，偏偏选择自杀。
就这种水平，当辅政大臣，被人玩死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西汉的败亡，严格意义上将，汉宣帝也是有责任的，是他的处置不当，导致派系斗争的妖孽得到释放，进而演变成西汉末年，永远清除不掉的政治斗争，把大汉带入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