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敕使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对两国有何深远影响？
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现如今在世界范围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在中国同样如此。
虽然佛教本身并非中国的本土宗教，但由于佛教自身独特的性质，以及中国古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佛教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在中国已然成长为一股庞大的社会力量。
而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先贤则为佛教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唐朝时期的大臣王玄策便凭借着自己的数次出使印度，成为了其中颇为著名的一位。
一、王玄策在中印两国间的佛教活动颇为丰富
1、在印度留下了大量中国印迹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上下五千年，在无数名人竞相涌现的古代，王玄策在其中的存在感相对来说绝不算高。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在宗教上面，王玄策的事迹便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甚至升华为一位传奇性质浓厚的人物。
有关于王玄策早年的记载，现在已经不甚清晰，只知道他始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便是以融州黄水县令的身份，之后不久便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征召，陪同当时的朝散大夫、卫尉寺城、上户军李义表等人护送婆罗门使节回到其自己的国家，也就是当时的印度。
此后纵观王玄策的后半生，出使印度成了他的主要任务，他本人更是与佛教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出使印度时期，王玄策不仅需要保护印度使节的安全，同样需要起到为印度当地的人们介绍宣传唐朝的作用。
作为佛陀故乡的所在地，耆阇崛山和菩提寺不仅本身就是历史悠久的风景名胜，由于其与佛陀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两个地方更是成为了当时印度地区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
正是看中了这点，王玄策在当地专门刊勒了汉文碑铭，“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阁崛山。流目纵观。傍眺罔极。
自佛灭度千有余年……因铭其山用传不朽。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不久之后，王玄策又在另一个印度地区政权的寺庙上镌刻了汉文碑文，对于宣传唐朝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无论是在哪一种宗教当中，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佛教当然也不例外。通过举办和参加包括辩经、法会等各种形式在内的活动，既能够起到完善佛教理论、推动佛教发展的作用，也可以增强整个佛教内部的凝聚力，从而使其对外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因此，对于王玄策来说，这当然也是宣传唐朝不可忽视的机会。在相关典籍当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关于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的记载，而他正是在摩诃菩提寺举办大型法会活动时前来，并且是真正参与进了这一活动当中，“又于菩提院内无忧树下雕刻佛形及观自在菩萨像。盛兴庆赞，时人叹希。”
最后，作为当中中印两国之间佛教交流的重要使者，王玄策自身的言行也促使不少人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尤以其家族成员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也追随了王玄策的脚步。在显庆三年的一次出使活动中，王玄策便将其子侄以侍卫的身份随从同行。
而在现如今发掘的一些碑文古籍中，也都有记载王玄策的子女与侄子都曾参与过出使印度的活动。除了直接的出使活动外，王玄策甚至还有一位侄子在出家为僧之后，亲自前往西方求取经文，“智弘律师洛阳人也。
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并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同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作为使者，王玄策的身份不只是大唐官员，同时也是佛教的传播者。虽然在唐朝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但在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印度面前，这种发展无疑暴露出诸多不足。
因此，将印度更加完整和先进的佛教文化带入中国，便成了王玄策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玄策在得到当地的同意后，将一颗供奉在迦毕试国的佛顶骨舍利带回了唐朝进行供养。
直到唐德宗时期，随着僧人悟空将佛牙舍利也带回国内，使唐朝都城长安聚齐了佛顶、佛牙、佛指舍利这三大佛教圣物，这对于中国的佛教僧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当振奋的消息。
除了这种舍利外，王玄策还从印度带回了其他带有强烈佛教色彩的圣物。为了将一幅菩提寺坐佛瑞像带回长安，王玄策进行过多方努力并最终感动了当地的僧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歼悔，兼申来意。”
而这幅画也同样在长安城内引发了轰动，无数人临摹本接连出现，这倒也不枉费王玄策的一番苦心。
另外，王玄策还从印度当地带回了不少由印度当地僧人赠送的礼物，由于两国距离相隔甚远，这些礼物便也显得愈发珍贵。
最后，在文化层面，王玄策将一些印度当地的佛教故事也带回了国内，如龙数造塔七百所、佛陀度鸡越吒人，这对于完善中国本地的佛教理论来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王玄策还为维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能够将宗教利用起来，作为从思想层面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但是，当宗教势力发展过于迅速与庞大，却反倒会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造成阻碍，如抢夺人口、田地乃至财富。而在唐朝时期，佛教便进入了这种发展过度的境地。
因此，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唐朝统治者便开始有意抑制佛教的发展，并且出台了多种政策以作实施，直到唐高宗时期同样如此。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玄策却以五品官员的身份，站在佛教一方慷慨陈词、直言以往抑佛政策的弊端，其对于佛教的维护之心可见一斑。
二、王玄策在推动中国佛教的发展一事上有着巨大的贡献
1、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翻译人才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如何能够更好地在中国发展，除了其本身的理论要足够完善、令人信服外，翻译工作在其中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佛教发展的历史，翻译可谓伴随始终。在早期，中国佛教的翻译工作主要是由外国僧人完成，如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所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汉译佛经。
虽然之后也有着不少外国高僧来到中国进行佛法传播、经文翻译的工作，但在浩如烟海且教派各不相同的佛教典籍面前，仅仅依靠他们来完成翻译工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培养一大批能够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的人员，便显得颇为重要起来。
但是，随着王玄策出使印度活动的进行，不少中国人的学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大幅度增加，开始能够承担一部分的佛经翻译工作，直至后来甚至打破了在佛经翻译中以外国僧人为主的局面。同时，虽然外国僧人可能本身在佛法的造诣上较高，但受限于两国之间在文化层面上的不同，这使得他们在翻译时难免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
相比之下，如果这些经文是由中国人来进行翻译，那么在本土化方面的工作无疑将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如“方丈”、“业火”此类词汇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对于佛教的传播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而除了佛经的翻译外，不少佛教的故事传说也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中国本土化的改造，使得佛教变得更加立体、形象化起来。
2、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作为官方使团，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得到了来自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各种保障，同时也受到了两个国家统治者更多的重视。因此，王玄策在两国之间的任何活动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引发巨大的社会影响。
而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般，王玄策在印度有力宣扬了唐朝，使唐朝得到了更多印度僧人的向往；在唐朝大力推动佛教发展，继续促使更多人参与到出使印度的活动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此进入更加频繁的阶段。
而除了佛教本身外，王玄策也将大量具有强烈印度文化色彩的事物带回了国内，使印度的艺术风格在国内得到了一定传播，如杨廷光的《西域记图》便是在参考王玄策《行记》的基础上创作而来，对于丰富我国的艺术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总结
总的来说，作为中印两国之间重要的文化使者，王玄策的一系列出使活动对于两国在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交流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虽然与曾经出使过西域的张骞相比，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并不具有那种首创之功的震撼性，但这并不代表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就并不重要。
事实上，正是在包括王玄策在内的诸多使者的活动之下，中国才能够与不同国家之间建立联系、达成文化上的交流，并最终推动两国内部的发展。佛教则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交往的由头，也是受益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