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执政之初励精图治，为何后来变得奢靡昏聩
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封建帝国时代的巅峰，历朝历代的中国人都以引以为豪。然而创造出开元盛世的皇帝李隆基则毁誉参半，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争议。在李隆基即位之初，他励精图治，任用贤相姚崇宋璟，创造出了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可是到了天宝年间，他却一改往日勤政的作风，逐渐沉迷到于奢靡的生活，在政治上也显得越发昏聩。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执政态度，也让处于巅峰的盛唐危机重重，最后引发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由盛转衰。很多人读史书看到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李隆基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历朝历代的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其结论也是众说纷纭。大多数认为李隆基是在取得了开元盛世后变得骄傲自满，所以在政治上刚愎自用，听不进朝廷大臣的合理建议，才出现巨大的施政失误，为安史之乱埋下隐患。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显得似是而非。看上去说中了其中的关键，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因为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每个人都会有骄傲自满的情绪。李隆基作为皇帝，面对开元盛世这种历史级的成就，有些自以为是是很正常。这种事情只要是有卓越成就的皇帝都会经历，但是像李隆基反差这么大的却极为罕见。
毕竟治国这种事情，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而是唐朝朝廷整个政治体系的事情。即便李隆基沉迷于往日的功绩不能自拔，但朝廷中还有宰相等各位重臣，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堕落下去。实际上在天宝年间，朝廷中也有不少大臣对李隆基提出意见，但最终都没有得到好的回应。反而在朝廷中出现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奸相当国的情况，为安史之乱埋下危机。这样的情况在开元年间也曾出现，但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对比这两个时代的差别，可以从中看出唐朝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元时代最为可贵的一项制度，在天宝年间被彻底放弃了。
分析李隆基在天宝年间犯下施政错误的原因，其根本来在于唐朝廷中缺少了能够管束皇帝的大臣。中国古代的大臣讲究“匡君辅国”，这其实是对古代宰相的要求。其中隐藏了两层含义，现代很多人都比较看重“辅国”，然而古代文人却对“匡君”二字更为看重。“匡君”就是指教育君主，管束君主的言行，让君主在执政方面做正确的决策。只有完全做到“匡君辅国”的宰相，才是古代的真宰相。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和宋璟都能做到如此，然而天宝年间的李林甫和杨国忠却完全没有这项素质。
在开元年间，姚崇和宋璟先后为相，帮助李隆基创造了开元盛世。尤其是宋璟，他以正直清廉著称，在执政风格上趋于保守，但却成为阻止李隆基任性妄为的重要保证。李隆基作为皇帝，本身也有很强的执政能力，所以在政治上往往是乾纲独断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后，他会有骄傲自满的情绪，在政务的决策上就逐渐变得刚愎自用。这使得他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甚至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给国家埋下很多的隐患。每当这个时候，宋璟就会主动站出来阻止李隆基任性妄为，甚至利用宰相权力驳回李隆基的决策，让国家政务回归正常。
在宋璟接替姚崇为宰相后，首先做的就是为国家选材。当时因为姚崇整顿吏治，使得朝中很多武则天留下的斜封官和亲眷官，包括拥立李隆基称帝的功臣都被外放出京，朝中大量职位空缺。宋璟在选拔官员时公正廉洁，唯才是举，受到百官的称赞。尤其是在于李隆基发生意见冲突时，他敢于犯颜直谏，驳回其不合理的决策。他的这种风格虽然让李隆基不喜，但仍旧被采纳，所以朝廷政治清明，并没有出现天宝年间那种腐败堕落的现象。这种风气也让大臣们敢于向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迫使李隆基在政治上必须做出表率。
当时宋璟和李隆基的关系，有点像贞观年间魏征和李世民的关系。当时的李世民也是沉迷于贞观之治的功绩，但有着魏征时刻的监督和纠正，才让李世民没有走上任性妄为的道路。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在讨伐高句丽上决策不当，自己检讨时也怀念魏征能及时指出他的不足。
李隆基在取得开元盛世的成就后，由于人性使然也出现了刚愎自用的毛病。宋璟在世时多次规劝李隆基，使其有所忌惮和收敛。对于朝廷中的腐败现象，宋璟也绝不手软，甚至因开罪李隆基而罢相。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维护的朝廷政治清明的环境，让腐败无法滋生，也就没有出现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官员。
其实李隆基也是非常优秀的皇帝，虽然有时候很任性，但对于宋璟的规劝也是听得进去的。他当时可能会发怒而贬斥宋璟，但回过头来又会对宋璟加官进爵，以此表示感激和肯定。李隆基常常在朝中夸奖宋璟是“国家元老，为朕股肱耳目”，并将宋璟“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从这些方面看，李隆基对宋璟不但没有私怨，而且将其作为老师来看待。所以李隆基出巡洛阳等地时，宋璟常常作为坐镇长安的重臣，这是把整个大唐托付给他的节奏。这样的安排也表明了宋璟在开元年间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开元盛世得以延续。
可惜的是，宋璟去世后朝廷中缺乏这样的老臣，而新进的大臣又不敢向李隆基提意见，这使得他逐渐偏离了开元年间的执政路线。受到开元盛世功绩的影响，李隆基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缺乏老师正确引导下，再加上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投其所好的吹捧，使得李隆基更加自以为是。他在施政中犯下的错误，大多是自以为是造成的。而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臣，也是利用这些施政的错误把持朝政，谋求私人的权利。在这种大背景下，朝中的贤臣纷纷被排挤贬斥，而奸佞之辈横行，宋璟建立起来的朝纲便逐渐被破坏殆尽。
因此天宝危机和安史之乱的发生，固然是李隆基个人原因造成的重要后果，但在制度上看也是朝廷大政方针被破坏的结果。李隆基的任性妄为破坏了宋璟为相时期建立起来的清廉治国的制度，这才使得朝纲败坏，奸吝横行。如果在天宝年间仍旧有人像宋璟那样监督和管束李隆基，那朝廷体制不至于败坏，奸臣们也没有上进之路，国家也就不会陷入危机和内乱。从这个逻辑层面看，宋璟和开元时期的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成为开元盛世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中任何一样流失或被破坏，都会给朝廷留下重要的隐患。
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很多人在大谈制度的力量，将人治的属性贬低得一钱不值。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的看法，也是天真可笑的。人治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对人才的培养和对制度的维护，是互相促成的。否则就像李隆基那样，没有可靠的人才，只靠制度的空中楼阁，也不会有好的结果。而缺乏可靠的人才，也会使得制度被破坏，最终导致极为恶劣的后果。从李隆基身上的政治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应该让后人感到警醒。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否则走错了路，会遗祸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