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为何把选自己当皇帝的濮阳兴、张布都杀了？
孙吴帝国皇帝孙休，病逝于公元264年，留下了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已立为太子，只有十多岁。孙休临终前，把丞相濮阳兴召到床前托孤，将太子嘱托给他。
当时蜀汉帝国已经灭亡，孙吴群臣对十多岁的太子不看好，于是大家提议，希望迎立一位成年的帝室子孙继位，有利于吴朝的延续。
丞相濮阳兴本无显赫的家族、名望，他是因为在孙休没有当皇帝时，和孙休交情不错，孙休当上皇帝后，着力提拔濮阳兴。濮阳兴可谓火箭上升，一直做到了丞相。
丞相是百官之首，史书上说，濮阳兴的所为让群臣失望。究其原因，更多的人是对他不服吧。
还有一人：左将军张布。他也是孙休的宠臣。孙休在位时，张布与濮阳兴互为表里，一唱一和。而此时，孙休驾崩，濮阳兴和张布却听从了群臣的建议，试图选拔新人继位，而辜负了孙休的遗愿。
左典军万彧多次在濮阳兴、张布两人的面前反复强调乌程侯孙皓的才敢，并夸赞孙皓可比“孙策”，说的濮阳兴心动了，然后濮阳兴去请示朱皇后（孙休的妻子），朱皇后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让濮阳兴做主了。
最终，濮阳兴和张布听从左典军万彧的意见，选中了孙皓。
问题是：第一，孙皓已经成年；第二，万彧和孙皓是有交情的，万彧曾经在乌程县当过县令。
所以，孙皓继位后，他更信任的是万彧。
陈志《三嗣主传》：（孙）休薨，是时蜀初亡，而交址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左典军万彧昔为乌程令，与（孙）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孙策）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濮阳）兴、（张）布说休妃太后朱，欲以皓为嗣。朱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损，宗庙有赖可矣。”于是遂迎立皓，时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岁，于魏咸熙元年也。
濮阳兴、张布虽然在孙休死后，在吴朝能够有策立新帝的权力地位，却没有看重权力之剑的双刃性。迎立孙皓时，两人没有私心，所以也没有做任何权力布置。
两人没有更多的党羽，自身名望也不足。试想一下，孙休在时，群臣唯两位为马首是瞻，孙休不在了，谁还会看重这两人呢？
张布虽然掌左将军，孙皓称帝后，加封为骠骑将军。但是在吴朝的官僚体系里，张布的军职之上还有施绩、丁奉两位。
陈志《三嗣主传》：元兴元年（264年）八月，以上大将军施绩、大将军丁奉为左右大司马，张布为骠骑将军，加侍中，诸增位班赏，一皆如旧。
那位没有主见的朱皇后，也没有远见，孙皓继位后，不肯承认她的太后地位，直接封她为“景皇后”（景是孙休的谥号），而把自己的母亲何氏提拔为太后。
大概是因为这件事，濮阳兴、张布逐渐对孙皓失望，有了不满，这事不论真假（是两人真的说了孙皓坏话，还是孙皓事后编造罪名），显然，孙皓对这两人并不感恩，也不信任他们。
陈志《三嗣主传》：（孙）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张）布窃悔之。或以谮皓，十一月，诛兴、布。陈志《濮阳兴传》：俄（万）彧谮（濮阳）兴、（张）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孙）皓因收兴、布，徙广州，道追杀之，夷三族。
事后（264.11-），266年，万彧成了右丞相。
那么，濮阳兴、张布应该怎么做？
最简单的一句话：要读《霍光传》。
霍光迎立刘贺，刘贺也是成年继位，然后大量提拔自己的故吏（孙皓亦同），引发霍光不满。霍光决定铤而走险，动（xie）员（po）群臣废掉皇帝刘贺。像霍光这种把玩权力的勇气和魄力才是权臣的榜样。
濮阳兴、张布身居要职，居然不知道在迎立之时，就应该巩固自身地位，培养党羽，可见他们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不懂居安思危。
两人试图做“忠臣”，却又对自己做的事后悔，对孙皓不满；或者两人又不愿意学霍光，又不愿意告老还乡，保住性命啊！可是这两位显然又贪恋权力，没有这种觉悟。两人听从万彧的话，万彧却不是自己党羽，既然两人事后后悔，却又没有进一步布局，居然会将不满信息透露给孙皓心腹万彧（存疑）。两人不过是前朝宠臣，孙皓也需要一次洗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当然，张布是有将女儿嫁给孙皓，大概自认为自己已经高枕无忧了，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对孙皓表露不满，或者真的是被万彧害了吧。
按照《濮阳兴传》，两人是在月初按照惯例上朝时被拿下的，上朝时不可能带兵器，也不可能带兵，群臣中又没有党羽，所以，当场也不可能有挣扎。
这两位可能也没有料到孙皓会这么快对自己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