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东吴最没存在感？战略不输曹魏蜀汉，周瑜鲁肃曾设计争霸路线！
文：刀与笔（作者原创授权）
孙吴在三国中的角色很微妙，与曹魏和蜀汉不同，曹魏曾“奉天子以令不臣”，蜀汉则积极践行“隆中对”的方略，而孙吴的发展似乎没有非常明确的路线指引，这也容易让人感觉孙吴逐鹿天下的雄心和进取心不足。事实上，孙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路线的谋划，且这些谋划并不亚于曹魏和蜀汉。
张纮为孙策谋划的“桓文路线”
孙策在立业初期，心中是有初步规划的。其在向名士张纮问计时，曾提出欲向袁术讨回其父孙坚旧部，接着攻占吴、会，进而征伐黄祖、为父报仇的构想。但这一想法似乎缺乏战略引领，于是，张纮在此基础上向孙策提出走历史上齐桓公、晋文公路线的建议，即在政治上高举“尊王攘夷”式的大旗，明确纲领、凝聚力量人心，尔后在军事上先攻取吴、会，再统一荆、扬，进而占据长江，最终实现“诛除群秽，匡辅汉室”的终极目的[1]。张纮为孙策谋划的“桓文路线”，理论上不仅完善了孙策的军事布局，也为孙策此后的征伐冠以了政治纲领，其核心大抵与同时期曹操阵营谋臣所主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相似。但“桓文路线”在孙策立业的过程中实践效果很差。一方面，孙氏原为袁术部属，而袁术的不臣之迹与时俱增，孙氏自然也成了附逆之臣。在此前提下，孙策渡江征伐吴、会，身份便是外来的入侵者、征服者，纵使打着“匡辅汉室”的旗号，也很难让人信服。另一方面，孙策在武力征服江东的过程中，诛戮了不少反抗的江东大族。这都使得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基础不甚牢固，“桓文路线”的政治号召力几乎没能起到凝聚力量人心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桓文路线”实践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似乎并未让孙策改变既有的规划，在平定江东后，孙策曾“阴欲袭许，迎汉帝”，试图实现“桓文路线”中所谋划的一环。但实际上，曹操于此时已经抢先实现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而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抑或“桓文路线”在该时期已经不可再度复制，加之孙策又意外遇刺身故，故孙吴要想再度有所发展势必要寻找新的路线。
鲁肃为孙权谋划的“帝王路线”
孙策亡故后，“桓文路线”并未被搁置，而是继续为张昭、张纮等人继承，但至赤壁之战前期，在对面以献帝代表自居的曹操时，“桓文路线”的继承者和拥护者们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不敢贸然与“朝廷”抗争。此时，“桓文路线”客观上已经破产。“桓文路线”所表现出的是北方宾旅寄寓士人的传统思维，即对汉室保有忠诚和留恋。而孙吴集团中，开始活跃起来的诸如鲁肃、甘宁等武人豪族，虽然也属宾旅寄寓之士，但在思维上相较于传统士人更为活络。因此，孙吴此前的“桓文路线”也悄然被替换成了“帝王路线”，其中典型代表即鲁肃的“榻上策”[2]。
孙权在向鲁肃问计时，先是提及希望继承父兄遗志，建立桓文功业，但鲁肃则指出今时不同往日，桓文功业如今已无法实现，并开宗明义地指出“汉室不可复兴”，这就完全推翻了此前孙吴所奉行的“桓文路线”。在抛开了汉室这个包袱的基础上，鲁肃指出孙氏应先鼎足江东，尔后伺机夺取荆州，进而占据长江，最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从军事部署来看，无论是张纮的“桓文路线”还是鲁肃的“帝王路线”，步骤都大同小异。二者的根本不同则在于政治纲领的变化。而张昭认为鲁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侧面也体现了两种路线的分歧。
实际上，赤壁之战前夕，孙权已经接受了鲁肃提出的“帝王路线”，孙吴阵营中，也有不少淮泗将领也认可“帝王路线”，典型的如时孙吴的军事统帅周瑜，正是由于孙吴核心成员对原有的路线进行了及时调整，统一了认识，才促使孙吴在赤壁之战中能够上下一心，取得胜利。赤壁战后，周瑜、鲁肃等亦在积极实践为孙吴规划的“帝王路线”，周瑜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分天下之计”[3]，但由于周瑜英年早逝，该计划便搁浅下来。不过，孙吴“帝王路线”的实践也非一帆风顺，刘备集团的逐步壮大甚至成为孙吴的强劲对手是周瑜、鲁肃未曾精准预料到的。不过，即便在孙刘联盟关系紧张的前提下，长于斡旋的鲁肃能够从长远出发，努力促成孙刘两家的利益平衡，故即便在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平分荆州后，鲁肃“榻上策”所规划的战略虽然打了折扣，但仍可以执行。
鲁肃亡故后孙吴江东化进程加速
鲁肃亡故后，继任者未似乎再未提出堪比“桓文路线”以及“帝王路线”的战略。鲁肃的继任者吕蒙注重的是攻守的难易[4]，却缺乏长远的战略思维，因此，只是向孙权提出了夺占荆州后的防御思路[5]。而吕蒙的继任者陆逊虽然颇具才能，但进取心似乎不足。这一时期，各种因素交织也促使孙吴江东化进程加速。一方面，孙吴东西两面发展受到限制。西面，刘备占据益州，基于盟友关系，孙吴难以进行扩张。而东面，曹魏守备有方，孙吴围攻合肥屡屡受挫，鲜有战果。另一方面，孙吴集团中淮泗文武凋零，后继乏人，尤其是缺乏诸如周瑜、鲁肃这样既有能力又有进取心的帅才。在此基础上，孙权的重心由外转内，积极巩固孙吴既有的成果。
实际上，自孙策渡江时孙吴就已经开始探索政权江东化的路径，只不过孙策时期采用的方式较为简单粗暴，也因此激化了孙吴政权统治者与江东大族的矛盾，遗留下了不少问题。到了孙权时期，矛盾有所缓和，再随着时日推移，淮泗人才日趋枯竭，江东士人对孙权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有了利益共同点，于是孙权逐步让渡权力，逐步加强与江东大族的合作，最终江东本土出身的顾雍和陆逊分居文武朝班之首，标志孙吴政权江东化达到鼎盛。但江东本土大族囿于自身利益，往往不愿将自己有限的人力、物力消耗在孙吴政权对外扩张的战争中，故孙吴政权也从此开始“限江自保”，淡化了与曹魏蜀汉天下的雄心和进取心。
自孙策立业以来，孙吴政权在路线问题上经历了诸多变故，几经周折最终才完成帝业。而孙吴在建国过程中，诸如“桓文路线”、“榻上策”之类的战略规划，实际上并不逊色于著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隆中对”等，只是因为孙吴在路线的执行上因主客观原因，没有一以贯之，而是存在取舍和变化，加之孙吴的人物容易被习惯性忽视，所以才令孙吴在三国中更加没有存在感。
[1]《三国志 孙讨逆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杨，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雠雪耻，为朝廷外籓。君以为何如？’……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雠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於桓、文，岂徒外籓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2]《三国志 鲁肃传》：“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3]《三国志 周瑜传》：“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日：‘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
[4]《三国志 吕蒙传》：“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
[5]《三国志 吕蒙传》：“ (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