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浙东农民起义军领袖：方国珍生平介绍及历史评价

方国珍（1319年―1374年5月8日），又名方谷珍^[1]，台州黄岩（今浙江路桥）人^[2-3]，元末明初浙东农民起义军领袖。

生得身长面黑，力勒奔马，以佃农和贩私盐为生计。至正八年（1348年），蔡乱头反元，冤家告方国珍与蔡勾通，官府追捕，国珍杀冤家，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逃入海中，聚众数千人，劫夺海运漕粮。元廷命江浙行省发兵征讨，方国珍俘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请降，不久复反，又俘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后受元招降。十二年（1352年）三月复反，于黄岩澄江杀浙东道都元帅泰不华。次年，使人至京师贿赂权贵，元授以徽州路治中，仍横行海上。十六年（1356年），元授以海道漕运万户。次年，升江浙行省参政，奉命讨伐张士诚，七战七捷，败张军于昆山，张士诚遂降元。方国珍据浙东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台等地。^[4]

至正十八年（1358年）底，朱元璋克婺州（今浙江金华），遣使招降方国珍，授福建行省平章。但方国珍又接受元朝江浙行省平章封职，于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派海船运送张士诚所献粮食到大都。其后，仍一面讨好朱元璋，一面接受元朝加封官职，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封衢国公。二十七年（1367年），为抵抗朱元璋，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九月，朱元璋遣朱亮祖、汤和、廖永忠等出兵，十一月被迫归顺。明洪武二年（1369年），领广西行省左丞，留居京师（今南京）。余部收编充船户，隶各卫为军。洪武七年（1374年），病死。

由于部分读者对元末的农民起义不太熟悉，笔者在这里赘述一下。

元朝末年，苛政如虎，民不聊生，百姓不堪压迫，只得反抗暴政。公元1351年，颍州人韩山童发动黄河民工起义，天下顿时大乱，由于起义者头戴红巾，因此称之为“红巾军起义”。三个月后，蕲州人徐寿辉在天堂寨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起义，徐寿辉的义军也头戴红巾，后人为了区分两支义军，把韩山童那一支称作“北方红巾军”，把徐寿辉的这一支称作“南方红巾军”。南北红巾军名字相同，但互不统属。

后来，韩山童被元军所杀，他的儿子韩林儿(小明王)继续带领北方红巾军抗元，北方红巾军经过大浪淘沙，最后仅剩朱元璋这一支独苗。

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本来拥兵百万，实力强劲，但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弑杀，他的另一个部下明玉珍占据巴蜀称帝。因此，南方红巾军实际上衍生了陈友谅和明玉珍两支。

在韩山童、徐寿辉发动红巾军起义的两年后，也就是1353年，张士诚在泰州白驹场带领盐民发动“十八条扁担起义”，攻占高邮，后来又占领苏州，成为一方霸主。

这么算来，朱元璋、陈友谅、明玉珍等人算是反抗元朝的第二梯队了。韩山童、徐寿辉、张士诚才算反元的第一批义士，但是，他们都不是最早的，被称为“反元首义”之人，是浙东沿海的方国珍。

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人，他兄弟五人，靠贩运海盐为生。史载，方国珍“长身黑面，体白如瓠，力逐奔马”，他身材魁梧，三五个大汉不能近身。

方国珍在贩卖海盐的过程中，有一个叫蔡乱头的仇家。后来，蔡乱头在海上抢劫，被官府悬赏通缉。方国珍大喜，要召集兄弟们活捉蔡乱头，好到官府领赏金。

不料，蔡乱头见无路可退，投降官府，并贿赂元朝官员，不仅豁免了自己的罪责，还借着官府的力量来对付方国珍。方国珍大怒，对兄弟们说：

“蔡能为盗，我顾不能耶!”

意思是，姓蔡的能当盗贼，我为何不能?于是，方国珍便带着一帮兄弟抢了几艘朝廷的船只。元廷派人来捉拿方国珍的时候，方国珍正在吃饭。《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三》记载：

遣巡检往捕之，国珍方食，左执食案，右持梃，格杀巡检，遂与其兄弟亡入海，劫粮艘，梗运道。时至正八年十一月也。

方国珍正在吃饭时，官府来人捉拿他，他左手拿起桌子当盾牌，右手拿起棍棒便和官府打了起来。最后，他杀了官兵，带着兄弟几人逃到海上，打劫官府的粮食，堵塞漕运，正式起义。

方国珍造反的时候，是元顺帝至正八年，也就是1348年。

以方国珍起义为起始点，3年后，韩山童、徐寿辉才发动北、南红巾军起义;5年后，张士诚才正式反元;7年后，陈友谅才进入徐寿辉的队伍。

因此，史学上说方国珍是“反元首义”，是很有道理的。

笔者此前曾写过张士诚，方国珍和张士诚的境遇很像，都属于“盐民”，都因为被朝廷所逼才奋起反抗。严格意义上说，方国珍属于反抗暴政的勇者，是那个时代义军的先驱。

二、降而复叛，起义三次

方国珍起义后，元朝浙江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军五千前来讨伐方国珍，他认为，方国珍不过是一帮土匪海盗，和元朝的正规军根本没法比。事实证明，元廷小瞧了方国珍，方国珍只用一个上午，就把朵儿只班生擒了。

元朝浙江行省大惊，连忙派使者去招安，方国珍觉得招安也好，不料，元廷竟然食言而肥，答应给方国珍的粮米竟然没有兑现，方国珍大怒，又率军起义，这是方国珍第二次起义。方国珍的大军来势汹汹，竟一举攻下了浙东重镇温州。

这下事情闹大了，当地官员只得上报给朝廷，元顺帝派大将孛罗帖木儿率军10万前来镇压方国珍。元朝兵马虽强，但方国珍更擅长水战，方国珍将敌人引入水面，采取火攻，把孛罗帖木儿的战船烧了个干净，最后生擒了孛罗帖木儿。元顺帝见大将被擒，只得派大司农达识帖睦迩前来招降方国珍。方国珍见元朝给的条件优厚(封方国珍为枢密院判官)，于是答应元朝的招安。

方国珍反元，有两件事不得不提：

第一，他一介豪强，为何有这么多人甘愿投奔?《明史·方国珍传》记载：

海滨壮士多应募立功。所司邀重贿，不辄与，有一家数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国珍之徒，一再招谕，皆至大官。由是民慕为盗，从国珍者益众。

意思是说，当时，沿海百姓有的为朝廷立下大功，但因为没有金钱贿赂上司，因此得不到半点封赏。而方国珍麾下的众人，靠着朝廷的招安政策，个个都被封为大官。因此，那些江湖豪侠、草莽汉子纷纷投奔方国珍，希望在他麾下谋个出路。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方国珍到处抢掠，是不得民心的，他更像是一个海盗头目，麾下聚集了大量的江湖人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好不快活。至于百姓深受的苦难，他全然不管。

第二，方国珍和大名鼎鼎的刘伯温(刘基)是老冤家。方国珍起义的时候，刘伯温还是元朝官员(浙江行省都事)。刘伯温认为，方国珍这样的人不可信，曾建议元朝不要招降方国珍，要彻底将他剿灭。《明史》记载：

有司惮于用兵，一意招抚。惟都事刘基以国珍首逆，数降数叛，不可赦，朝议不听。

结果，朝廷没有采纳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愤然辞官。

冤家路窄，刘伯温绝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和方国珍会再次成为同僚，不过，那是在朱元璋的麾下了。

就在方国珍享受着元朝高官厚禄的时候，韩山童在颍州发动了红巾军起义，元顺帝为了镇压红巾军，派蒙古大军蜂拥南下，方国珍惊惧不已，认为元朝会连带自己一起收拾，于是率领部下再一次反叛。

这是方国珍第三次反元，他杀掉了元朝台州路的主官达鲁花赤泰不华。然后带着部下逃到海上。元顺帝当时一门心思要剿灭红巾军，便派人继续招降方国珍，承诺封赏方国珍为“徽州路治中”。方国珍不同意，率兵攻下了太仓。元顺帝没有办法，只得任由方国珍逍遥快活。

两年后，张士诚起兵，元顺帝想借助方国珍的力量来对付张士诚，于是派人南下，承诺封赏方国珍为浙江行省参政。封疆大吏，这个职位让方国珍心动，于是，方国珍第三次答应朝廷的招安。

既然吃了朝廷的俸禄，就得给朝廷办事，元廷命方国珍讨伐张士诚。1354年，张士诚派大将吕珍、史文炳率兵七万攻打昆山，方国珍亲率大军迎战。当时，元朝派遣的督军也在方国珍营中，督军看到张士诚兵强马壮，“旌旗数十里不绝”，心虚不已。没想到，方国珍却说：

“濒海之地，非通衢可比，士诚参用步骑，兵虽盛，不足畏也。”

方国珍根本看不上张士诚的7万大军。事实证明，方国珍果然不是吹牛，他靠着一片芦苇沼泽地，仅仅用了5万兵马，就完胜张士诚。结果是：

文炳、珍皆弃马而遁。明日以战，七战七捷，直至平江城下。

方国珍七战七捷，把吕珍和史文炳打得丢盔弃甲，直接打到了苏州城下。最后，张士诚不得不和元朝交好，方国珍这才撤兵。因此，方国珍被元顺帝封为太尉、兼任浙江行省左丞，风光一时无两。

笔者读元史发现，在元末众多起义的枭雄中，方国珍是最“能屈能伸”的一个。他虽然起义最早，但他骨子里并没有那种“一定要推翻元朝”的种子。这是他和朱元璋、陈友谅等人不同的地方。

换句话说，方国珍始终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反抗压迫和民族大义，而是浅显的利益。这也是方国珍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方国珍的历史贡献，毕竟，他在反元的历程中，也是出过大力气的。

三、首鼠两端，犹豫不决

随着红巾军起义愈演愈烈，江淮大地战火延绵，方国珍却靠着元朝的庇护，不断壮大自己。当时，庆元、温州、台州都是方国珍的地盘。元朝失去江淮大地之后，为了保证南北物资的畅通，更加依赖被方国珍控制的海运要道，所以，当时方国珍的小日子非常快活。

实际上，方国珍虽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他并没有野心。方国珍麾下有一位谋士叫张子善，他曾向方国珍建议，趁元朝和红巾军酣战之时，沿江而上，占领江东诸地，再图中原。

可是，方国珍却回答说：“吾始志不及此。”

原来，方国珍根本没有夺取天下的志向。他适合当一个富庶的山大王，每天带着兄弟喝酒吃肉。或者说，他更适合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富家翁，只要别人不侵犯他的利益，他不在意谁当天子。

张子善的建议，方国珍没有听取，在遥远的金陵，另一位枭雄却对江左之地志在必得，他就是朱元璋。趁着元朝在镇压韩林儿和徐寿辉之际，朱元璋迅速夺下金陵，然后派徐达、邓愈、胡大海等骁将一路扩张，朱元璋的大军夺皖南，攻浙江，占苏北，势不可挡。

1358年，朱元璋派猛将胡大海攻下婺州，与方国珍的势力接壤，朱元璋派使者联系方国珍。方国珍便和兄弟们私下商议：

“江左号令严明，恐不能与抗。况为我敌者，西有吴，南有闽。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变。”

方国珍的意思是，朱元璋的军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我现在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不宜再和朱元璋为敌。不如先放低姿态，静观天下大势。

于是，方国珍派人给朱元璋送了黄金五百两，白银上千两，表示愿意“归降”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他知道方国珍虽然委身于元朝，其实并非真正为元朝卖命，便命胡大海不可攻打方国珍，于是，方国珍所在的庆元、温州、台州三镇，名义上是朱元璋的地盘了。

我上文已经说了，方国珍是个利己主义者。他表面上投降朱元璋，私底下仍首鼠两端，当朱元璋派人来封赏方国珍官职的时候，方国珍却称病不出，不肯接受朱元璋所赐的官印和官服。

与此同时，元朝为了拉拢方国珍，封方国珍为衢国公，方国珍也欣然答应，派使者私底下去向元朝表忠心。

1363年，朱元璋打赢了鄱阳湖之战，陈友谅身死，朱元璋收复武昌之后，开始掉头向东攻打张士诚。方国珍见朱元璋势大，十分惶恐。不久之后，朱元璋麾下大将胡深攻入温州，方国珍大急，连忙派人向朱元璋进献“白金三万两”，并且向朱元璋承诺，待朱元璋从张士诚手里攻下杭州之后，他就带着人马前来归降。

1367年，徐达、常遇春将张士诚围困在了苏州，方国珍自知处境堪忧，立即派人联系元朝大将王保保，又派人给福建的陈友定送礼，希望和陈友定互为犄角。朱元璋听闻后，大怒不已，写信给方国珍，命方国珍火速交纳军粮二十万石，否则必派大军攻打。方国珍接到朱元璋的信后，连忙和部下商量。部下们七嘴八舌，一时拿不定主意。有一个叫丘楠的谋士对方国珍说：

“主公盘踞浙东十余年，遇事总是犹豫不决。朱元璋要攻打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失信在先。如今之际，不如趁早归附朱元璋。”

这番话虽然犀利，但仍没有打动方国珍。方国珍连夜让亲信运走金银财宝，准备船只，打算逃到海上，和朱元璋周旋到底。

四、末路降明，称病七年

1367年九月，朱元璋攻入苏州城，张士诚被俘后绝食而亡。朱元璋没等大军休整，就派朱亮祖夺走方国珍的据点台州。然后命汤和为征南将军，出兵剿灭方国珍。考虑到方国珍擅长水战，朱元璋命廖永忠为副将军，随汤和一同南下。廖永忠出自巢湖水军，是当时朱元璋麾下水军第一人，他和汤和约定，由水陆两路合围方国珍。汤和一路拿下，势如破竹，方国珍逃到海上，又被廖永忠击败。最终，方国珍请汤和转给朱元璋一封信，表示愿意投降。

在投降信中，方国珍言辞恳切，他说：

臣荷主上覆载之德旧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

方国珍首先对自己辜负朱元璋而懊悔，然后又陈述自己不过是一介庸才，从来没有称帝之心，如今走投无路，希望朱元璋能够留他一命。

朱元璋接到方国珍的投降信，考虑到徐达等人还在北伐元朝，南方不宜过度杀伐，于是告诉方国珍：“你之前投降于我，然后又和元朝苟且。我派汤和去招降你，你却逃到了海上。你辜负我的次数实在太多。如今，你既然诚心归降，我便以诚心接纳你，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1367年底，方国珍来到南京，负荆请罪，朱元璋责问方国珍：“你来得是不是有点晚啊?”方国珍惊惧，不住地磕头拜谢。

一个月后，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朱元璋赐了方国珍一座宅邸，封方国珍为广西行省左丞，让他到广西去上任。

到了上任之期，方国珍却拒绝启程。吏部多次催促，方国珍干脆装病，每天请郎中为自己看病。朱元璋最终批准方国珍在京城“养病”，让他“食禄不之官”，意思是，他可以不去上任，但照样给他发放俸禄。

方国珍在明朝生活了七年，这七年，除了朱元璋的召见，他基本上都闭门不出。他昔日的部下来登门探望，也被方国珍挡在门外。

朱元璋让方国珍去广西，他为何不去呢?广西天高皇帝远，娶了岂不更快活，方国珍为何装病呢?

其实，方国珍虽然出身草莽，但他知道，像他这样最后一刻才投降明朝的人，朱元璋是不可能完全放心的。他若远离京城，难免会引起朱元璋的种种猜忌。不如就待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不参与政事，不交往权贵，让朱元璋挑不出毛病，这样才能善终。

事实证明，方国珍果然是智慧之人，他在明朝生活了7年，虽然低调，但他起义时积攒了大量的财宝和美姬，他关起门来生活，好不惬意。当然，这也是方国珍一心想当个富家翁心态的体现。

洪武七年，方国珍生了一场大病，不治身亡。朱元璋亲自去祭奠方国珍，并承认了他的抗元之功，封赏了他的儿子。

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里回眸往昔，当初反元的第一批义士，韩山童被元军所杀，徐寿辉被陈友谅所弑，张士诚兵败绝食而亡。方国珍第一个起兵反元，同时，他也是最后一个去世，善终而亡，不可为不幸运。

其实，若不考虑朱元璋这个皇帝，当初抗元的第二批义士中，陈友谅命丧鄱阳湖，韩林儿被廖永忠沉入江底，李思齐被王保保砍下手臂，和他们比，方国珍的结局，仍是最好的。

笔者认为，作为“反元首义”，方国珍虽有小智，在大义方面却是欠缺的。在众多抗元先驱中，方国珍的精神是最不值得提倡的，他起义虽然是因为抗击暴政，但他起义之后，却没有把反抗封建压迫放在第一位。相反，他把自己“投机”的特性展现无遗，这是极不可取的。我们在肯定方国珍“反元首义”的同时，更应该吸取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