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当官只拿工资不管事：诗人白居易的幸与不幸
核心提示：《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悲辛之叹已经绝响。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要他再一掬一把“江州司马青衫湿”之泪，那是弄错了时空。应该说，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这“不幸”，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是千载而下的读者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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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0年6月8日第11版，作者：元辉，原题：《白居易晚年的幸与不幸》
唐文宗太和3年(公元829年)4月，年近花甲的大诗人白居易到达洛阳，住进5年前他在洛阳长夏门东履道里购置的宅第。洛阳为唐陪都(时称东都)，5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东都时，便买下了这片住宅，预作自己的终老之地。其后，他历任苏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内外官职，冗务在身，难如所愿。如今，终于奉诏为太子宾客(系东宫即太子属官)，分司东都(即以太子的名义分管东都事务)。所谓“分司”，实际上并不任职，不过是对达官显宦退休后的一种特殊优待。这份并不当差的优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诗人自己有诗为证。
就在太和3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归隐之间矛盾、徘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长安居住，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享受做官的好处，又避开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险恶的朝廷。中唐时期宦官弄权，藩镇割据，朝中不时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加之进入了暮年(写《中隐》一诗时已58岁)，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6年之后的太和9年，唐文宗与大臣李训、郑注合谋铲除宦官，不料计泄，反被宦官挟持。宦官头子仇士良、鱼弘志策动神策军作乱，包括4个宰相在内的大批官员被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选择到洛阳“中隐”，应该说是他的幸运。那么，题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