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什么不抄了大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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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发展的大一统王朝，比如西汉、李唐、明朝、满清等，帝国运转到最后直至灭亡，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没钱了!
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都给既得利益群体侵吞了。
就崇祯年间的明朝来说，既得利益群体就是皇室藩王、文官集团、地主缙绅等社会财富流动的终端势力，其中很多人就是崇祯的大臣和亲戚。
这些势力经过一两百年滚雪球般的壮大，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享受着权力、财富、税收各个方面的特权。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连皇帝老子也拿他们没办法。
崇祯撑到最后拿不出军饷，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明朝财政体系的崩溃，穷人无税可征，富人的税又征不上来。这种结果的产生，表明崇祯手里已经失去了制衡和动摇既得利益群体的手段。
崇祯17岁即位，初试身手就将魏忠贤阉党集团连根拔起，这难免会让崇祯高估起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产生了皇权强大的错觉，以为只要自己的一句话，下面的人就会推行朝廷的政策。
这就暴露出崇祯缺乏帝王权术教育的短板了。
早在他爷爷万历皇帝时期，万历和文官集团就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矛盾尖锐。万历偏爱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洵，而文官集团却觉得应该遵守长子继位的传统礼法，由朱常洛当太子。
于是，就有了万历长达28年不上朝的消极怠工举动，同时对朱常洛的教育也给耽误了下来。老子都顾不上，就更别提老子的两个儿子朱由校和朱由检了，其导致的结果是父子三人在帝王权术方面的教育极为缺乏。
表现在崇祯身上，就是他在清除魏忠贤的势力后，几乎彻底摒弃了司礼监这一职能机构。
明朝进入中后期以来，高层权力结构形成了一套“内阁——皇帝——司礼监”三权制衡的运行体制。高明的皇帝，是利用内阁和司礼监互相牵制，让自己稳坐钓鱼台，不让其中任何一家出现独大的势头。
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势力急剧膨胀，已经到了“九千岁”的地步。崇祯若是出于平衡权力的初衷出手拿掉魏忠贤，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他将司礼监的地位打压到最低谷，这就给了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野蛮生长的机会。
或许崇祯在魏忠贤身上，刷出了皇权至上的优越感，觉得也能令行禁止地指挥文官系统。
但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所谓的皇帝臣子、上下尊卑，谁是真正的统御，谁又任人摆布，虽然有那么一套规则摆在那里，可实际上却是相互依赖、互相争夺得来的。要不然，也就不会出现王莽、秦桧那样的权臣了。
可以说，明朝运行多年的成熟权力制衡体系，是在崇祯手里被打破的，接下去皇帝必然要走向前台，直接与文官集团耍太极。
打压了司礼监，崇祯把希望放在了文官集团身上，指望庞大的官僚体系支撑起帝国的行政、军事、财务运转。但这帮文官并非善类，当时藏富于官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触动他们的利益比触动他们的灵魂还难。
局势最为恶化的时候，崇祯放下皇帝的架子向文官们借钱当军饷。而官员和皇室亲贵们是怎么做的呢?
皇后的父亲、国丈周奎捐了13000两银子，其中有5000两是皇后为了鼓励他带个头，私底下偷偷给他的。其他官员借着国丈的大水打漂，也只捐了很少的银子。
而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用拷打的手段逼这帮人拿钱充军饷，从周奎家一口气就榨出了50多万两。所有官员交出的银子加起来，总数达到了7000万两的数目!
崇祯当时要是有这笔巨款，何至于在煤山上吊死?
这就是崇祯的悲哀。
他痛恨官员，在临死前写下的诏书里留下“百官任尔杀，勿伤百姓一人”的激烈言辞，然而他又不得不依靠他们运转帝国的事务。
这层依赖关系，导致崇祯不可能像李自成那样随心所欲地打压北京城里的官员，死了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
崇祯后期，也逐渐领悟到了魏忠贤的作用，于是转而开始发挥起太监的作用，比如向军队派遣由太监充任的监军，甚至让太监曹化淳参与北京城的防务。但这些补救措施都已经为时已晚，时间不允许他重建类似“内阁——皇帝——司礼监”的平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