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东吴“暨艳案”！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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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坐拥江东六郡，与曹魏政权和蜀汉政权鼎足而立。同蜀汉政权一样，东吴政权也是外来政权，这两个政权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与没有处理好与土著士族的关系密不可分。不同于蜀汉政权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完全压制益州士族发展，孙吴政权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早期跟随起家的淮泗集团与本地江东士族之间的权力配置有所侧重，但是随着三国鼎足之势已成，北伐难以突破，东吴政权内部的权力配置不能不朝着有利于江东士族的方向发展。

作为淮泗集团背后靠山，孙权不愿看到江东士族过度坐大，便利用各种机会打压江东士族的崛起，发生在黄武三年的“暨艳案”就是其中一例。尽管孙权在位时尚能凭借权威把握好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之间的权力平衡，安抚江东士族的不满情绪，但是，随着孙亮、孙皓等君主即位，统治昏庸残暴，使得江东士族逐渐对孙吴政权失去了信心，东晋大军南下江东之际，江东士族并没有作坚决的抵抗，伴随“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政权黯然退场，而依附于东吴政权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士族成了“亡国之余”，直到西晋灭亡，原东吴显贵士族都没能实现昔日辉煌。

“暨艳案”的始末

公元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政权，三国鼎足之势形成。由于北伐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为了确保江东之地的稳定，孙权长期重视对江东士族的任用，以顾雍为首的文臣，陆逊为首的武将大量进入东吴政权中高层。面对江东士族的势力迅猛发展大有赶超自家的老班底淮泗集团的现状，孙权对江东士族的猜忌之心日重，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暨艳案”就是孙权出手的第一招。

“暨艳案”发生在黄武三年(公元224年)，案件的主角是吴郡人暨艳和张温。张温是吴郡士族大姓，与吴郡顾氏关系密切。暨艳则出身一般，是由张温引荐入仕，先是担任选曹郎，后又担任选曹尚书，负责铨选、沙汰官吏的事宜。

《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

《张温传》中对暨艳的的评价为“艳性狷厉，好为清议”，他上任后，在张温的支持下，二人以“核选三署”为名，行“弹射百僚”之实，矛头所指大都是淮泗集团人物，如青州北海人丞相孙邵、徐州广陵人鄱阳太守王靖。

孙权不顾骆统、陆瑁等人上疏求情，决定严惩暨艳和张温等人。暨艳以及选曹郎徐彪被迫自杀，提拔并支持暨艳的张温被罢黜禁锢，张温两个弟弟张祗、张白被牵连禁锢，就连张温的姐妹也因为“暨艳案”受到牵连，被迫改嫁。

《三国志·吴书·张温传》：“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即罪温……二弟祗、白，亦有才名，与温俱废。”

《文士传》：“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温事，已嫁者皆见录夺。”

在孙策草创东吴政权时期，淮泗集团在与江东士族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

从权力结构分类看，除了孙氏宗族本身外，东部政权内部主要有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由江北而来的淮泗集团，另一个是江东本地的世家大族。东吴政权的建立是以孙策率淮泗兵进入江东，横扫诸侯为起点的，但真正完成建国则要等到东吴政权从淮泗化到江东化的转变完成。在这期间，在孙策、孙权兄弟非常倚重淮泗集团，对待江东士族的态度由轻视转向重视。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之间的斗争，也从敌对关系转向缓和关系。

虽然孙策的父亲孙坚是江东吴郡人，但是，孙策从袁术那里讨回的父亲旧部以及招募的兵卒却大多来自淮河、泗水一带。

(孙)坚又募诸商旅即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朱)俊兵力奋击，所向无前。——《三国志·孙坚传》

淮泗集团的代表人物有周瑜、张昭、鲁肃、程普、周泰、诸葛瑾等。袁术曾任命周瑜和鲁肃分别为居巢长和东城长，周瑜和鲁肃认为袁术不能成就大事，都辞去官职渡江跟随孙策，孙策任命周瑜为建威中郎将，鲁肃把全家都搬到了曲阿。

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临淮鲁肃为东城长，瑜、肃知术终无所成，皆弃官渡江从孙策，策以瑜为建威中郎将。肃因家于曲阿。——《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

(孙策)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三国志·孙策传》

淮泗集团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早先追随孙坚的部将，如程普、韩当、黄盖等;二是跟随孙策平定江东的部将，如周瑜、周泰、蒋钦等。三是孙权一手提拔起来的部将。如吕蒙、甘宁等。

在孙策草创东吴政权时期，非常倚重淮泗集团，对待江东士族由轻视转向重视。在孙策从袁术麾下脱离出来，率领来自淮泗地区的军队渡江进入江东打江山之初，由于年轻气盛，对江东一带复杂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透彻，认为凭借自己的精兵强将，不必仰仗当地士族大姓，就可以成就大事。因此，他和麾下的淮泗集团往往采取武力手段解决不服从号令的实力派和地方豪强。前者如广陵太守陈登、吴郡太守许贡等，后者如严白虎等。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孙策开始感觉江东士族势力雄厚，结好江东士族十分必要。于是，像原吴郡都尉朱治迎接孙策进入江东，得到孙策的重用;会稽大姓虞翻归降孙策，孙策甚至让其代表自己出使中原。孙策这一战略意图，在他选择继承人时体现得很明显。他没有选择以“骁悍果烈”著称的三弟孙翊，而是选了孙权，理由很明显：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总的来看，因为淮泗集团是跟随孙氏宗族江东创业的根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正如《江表传》所说的，二者“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士族在完全认同孙策政权的雄厚实力之前，先是倾向于用武力对抗淮泗集团，在惨遭挫折的情况下，又心生忌惮之心，尚没有明显归附孙吴政权的之意。

孙权时期：淮泗集团在与江东士族的对抗中先胜再败后胜

孙权初即位时，面临极为不利的现状，用孙策的话讲，“深险之地锋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其中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说的就是不服从统治的山越、宗部的问题，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涉及的就是江东大族的不合作态度，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讲的是南渡的北方大族并没有明确站队。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稳固东吴政权，孙权首先依靠淮泗集团将领讨伐占据土地人口的山越、宗部势力，淮泗集团在战争中获得功勋和大量土地部曲，势力继续膨胀，此外，孙权派遣张昭和周瑜，借助他们的声望拉拢南渡的北方士族，得到了淮泗文人的合作，淮泗集团人才济济，文武兼备，进一步巩固了孙权的统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孙权政权开始进一步吸纳江东士族参与政权运转和军事指挥，希望尽量消除隔阂，为全面建国做好准备。但是，随着孙氏政权立足稍稳，外来的淮泗集团与世居江东的吴姓士族都存在利益诉求，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差异和冲突，进而产生权力分配上的矛盾。

在孙权当政时期，孙吴政权实现了建国，到了东吴政权的中后期，江东士族逐渐占据了东吴政权军政职位的有利位置，但是淮泗集团的后代仍然是同样南渡而来的孙氏君主重点关照的目标。如何处理好朝堂之上不断坐大的江东士族与日益衰微的淮泗集团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着实考验孙权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可以说，孙权在处理两大利益集团冲突时，基本上是倾向于淮泗集团人士，压制江东士族。

在孙权当政时期，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权力斗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孙权即位到公元220年吕蒙去世为止。这一时期，虽然江东士族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但淮泗集团领袖人物正处于活跃时期，周瑜、鲁肃和吕蒙先后执掌军权，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并从关羽手中夺取了荆州，大大提升了淮泗集团在孙吴政权的优势地位。

二是吕蒙去世到赤乌七年(公元244年)陆逊身兼上大将军和丞相两职。在这一时期，孙权实现建国，为了立足江东，就必须争取江东士族的拥护和支持，在东汉末年，江东两大郡吴和会稽各有四大姓的说法，吴四姓为顾、陆、朱、张，会稽四姓为虞、魏、孔、谢，相对而言吴四姓比会稽四姓更接纳孙吴政权，顾氏的顾雍、陆氏的陆逊、朱氏的朱桓、张氏的张温都是孙权幕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中又以顾陆两族和孙权的合作程度最高。因此，孙权采取一系列笼络和有待政策，使得江东士族最终与孙吴政权全面合作，江东士族在孙氏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急剧上升。《三国志·吴书·朱治传》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在中央政府，顾雍从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于任上，为相19年，陆逊则自公元222年的夷陵之战后，屡迁为上大将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

顾雍像

陆逊剧照

相比之下，淮泗集团精英逐渐老去，人才断档，在军事上自从吕蒙死后，淮泗集团难以涌现优秀人才。在政治上，自从公元225年北海人丞相孙邵卒于任上后，丞相一职长期把持在江东士族手里，淮泗集团的地位大不如前，这是孙吴政权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孙权的支持下，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具体体现在暨艳案、吕壹事件和二宫之争这三件事上。暨艳案这里不再赘述，关于吕壹事件，也体现出孙权着力打压江东士族的态度。吕壹是淮泗集团人士，受孙权用为心腹，任中书典校郎，监察中央和地方州郡文书事

。壹为人险狠，曾经诬陷宰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人。但是吕壹行事影响恶劣，使得太常潘濬“欲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权不得不弃卒保帅，将吕壹斩首，孙权打算借刀杀人，抑制江东士族势力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三是自陆逊身兼大上将军和丞相两职到孙权去世为止。陆逊身兼军政最高职务，标志着江东士族在东吴政权中的政治军事地位达到巅峰，使得淮泗集团和孙权不得不继续加大对抗力度。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借助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二宫之争”，孙权和淮泗集团找到削弱江东士族的良机。

由于原太子孙登去世，孙权在赤乌五年册立三子孙和为太子，同年封四子孙霸为鲁王，由于孙权偏爱鲁王，给予鲁王与太子相同的赏赐待遇，引发了“二宫之争”，双方都有政治势力参与其中。拥护太子派主要是江东士族顾、陆、朱、张，其目的在于保住江东士族现有的权势地位;拥护鲁王派主要是淮泗集团人士步骘等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从占据军政大权的江东士族那里夺取权力。

孙权对“二宫之争”的处理看似公允实则偏向于淮泗集团。他先将丞相陆逊逼得“愤恚致卒”，接着，原丞相顾雍子顾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被诛杀，张纯弃市，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摧折殆尽。相形之下，孙权对参与二宫之争的淮泗人物的处置却是轻描淡写的，仅全寄、惕竺、吴安、孙奇4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遭诛，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骘等反受升迁。

经过两宫之争，江东士族遭受沉重打击，孙权借机重新任用淮泗集团人士掌握大权，“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上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直到孙权去世时，其任命的辅政大臣均为淮泗集团或宗室成员，没有一个江东人士，淮泗集团的优势可见一斑。

孙亮时期：江东士族式微低调，淮泗集团元气大伤

太和元年(公元252年)孙权去世，“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人为淮泗集团人士。辅政大臣们围绕权力展开争夺，诸葛恪处死孙弘，孙峻利用诸葛恪北伐失利觐见孙亮之际，刺杀诸葛恪，诸葛氏就此覆灭。后来，滕胤、吕据也被杀，孙氏宗室掌握朝政大权，淮泗集团元气大伤。

孙休、孙皓时期：江东士族逐渐恢复元气，占据优势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孙休即位，开始两边下注，形成了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分享权力的局面，以陆抗、陆凯为首的江东士族新生代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

三国后期疆域图

公元264年，孙皓即位后，残暴不仁，淮泗集团的领袖人物张布等被杀，江东士族全面压制了淮泗集团。其中，陆抗迁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荆州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陆凯则升任左丞相，对孙皓进行猛烈抨击，由于忌惮陆氏家族势力庞大，孙皓也没有敢对陆凯下手。但是，孙皓在位期间，“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己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这就使得江东士族奋争无果之下，对孙氏政权产生了很强的离心力，使得东吴政权在西晋大军的进攻下没有遭遇坚决抵抗就迅速灭亡。

结语

东吴孙氏虽是江东人士，但其出身一般，赖以起家的是来自淮泗一带的部属，东吴政权的建立是以孙策率淮泗兵进入江东，横扫诸侯为起点的，但真正完成建国则要等到东吴政权从淮泗化到江东化的转变完成。从孙策时期开始，外来的淮泗集团与世居江东的吴姓士族都存在利益诉求，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差异和冲突，进而产生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在两大集团的权力斗争中，以孙权为代表的孙氏吴主明显偏向在本地没有根基只能依靠孙氏的淮泗集团，在孙氏宗族的支持下，淮泗集团在与江东士族的权力斗争中互有胜负，甚至在孙权时期一度占据上风，但随着自身精英逐渐老去，人才难以为继，在诸葛恪被杀之后，以吴郡陆氏为代表的江东士族重新崛起，淮泗集团就不再具备与江东士族抗衡的资本，而淮泗集团人士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落籍江东，逐渐融入了江东士族，江东士族则全面掌握了东吴政权，直至东吴政权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