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宋仁宗曾创谒禁制度：为抑制官场请托之风
清初名臣张英喜欢早睡，“馆中独宿时，漏下二鼓，灭烛就枕。待日出早起，梦境清明，神酣气畅”。漏下二鼓，指晚九点。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找点乐子呢，譬如请同僚小酌几杯啥的。可惜不成啊，当时都察院有禁令：“文武官员，私宅免见。”做官的不许串门子，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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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宅免见，在古代就叫“谒禁”或“禁谒”。谒禁，指不许接待来访者;禁谒，指不许随便拜访别人。这个制度据说是宋仁宗晚年首创，目的是为了抑制官场“干进”与请托之风，后来推广至百司衙门，门首竖立一个谒禁的小牌牌，某些司法律政机构如大理寺、台谏等还要加上“不许出谒”的提示。
因为这个制度，时任谏官的司马光与他的老师——退休宰相庞籍，曾比邻而居，却如隔河汉，多年不能谋面。
谒禁制度固然很冷，亦有悖人情社会之传统，但对于堵塞“后门”、根绝“圈子”，预防腐败和山头主义，效果还是明显的。
《青箱杂记》云：“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官员跑关系跟鸭子赶趟似的，可想而知，法纪废弛到了何种地步!然嘉祐三年推行谒禁后，官风迅疾为之一新，“任事蔑残刻之人，决狱多平允之士”，短短数年而成“嘉祐之治”，仁宗晚年确乎下了决心，当时的政论家陈师锡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甚盛之时，远过汉唐。”
读史常让人揪心之处，莫过于革故鼎新后又回到原点，你看历史上的那些变革，哪一次不是变了废掉，废了又变，变了再废?到末了都是无用功，谒禁制度亦不例外。宋徽宗起用“六贼”之后，谒禁几成摆设，许多官员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蔡京府邸，干吗呢?不奢望见面，而是将“孝敬”放门房，顺便签到留个名儿，万一被太师看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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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禁一弛，像刘邦那样假装“贺钱万”，骗走吕家姑娘的事儿，还不过是笑谈;而攸关百官作风问题，就得严肃了。当官员变身“交际族”，背后暗藏了什么不消多说，今天的百姓都知道，无非升学、就业、谋职、升迁、生意、拿项目和诉讼而已。譬如蔡京就尝到了甜头，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譬如“六贼”成了朋党，互相勾结，把持朝政，打击异己，搜刮民财，贪污腐败，无恶不作。于是，方腊反了，金兵来了，国家亡了。可见官员的作风问题，实在小觑不得，人心向背，尽在其中;不重视之解决之，霸王别姬，在所难免。
当历史的车轮吱吱呀呀走到晚明，由于嘉靖、万历二帝数十年的怠政，谒禁制度再次被当做了废纸，满朝皆是交际族。
吏部尚书赵南星指出：“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没了谒禁制度的约束，以至朝野处处帮派，党争频仍。更有甚者，官员们交际成瘾：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到了午时，交际完毕，去衙门上班，“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没几年，大明朝也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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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几位皇帝，是善于汲取历史得失的，在谒禁上打了一场持久攻坚战，特别是雍正皇帝，不惜背负“刻薄寡恩”之骂名，官员作风建设创造了“奇迹”，史载“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为乾隆盛世奠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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