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代皇帝中学历最高的是哪一位？

核心提示：《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其实，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他能够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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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学术，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高干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一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炼、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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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管理是很灵活的。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

其实，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他能够学以致用!

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而私学的主要教材，则是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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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大搞“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

到了西汉初年，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

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字体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书”。

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

啰唆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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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高干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两千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得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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